我聽說，積少可以成多，積小可以至大，所以圣人無不是從黑暗到光明，從微末到顯貴。堯從諸侯（唐侯）到天子，舜本來是深山里的農(nóng)夫，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逐漸到那個地位。自己說的話，不可能再堵塞回去；自己的行為，不可能掩藏。君王的言行，是治國的大事，也是君子之所以感動天地。所以，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能將小事做到極致，就是高大，能在細(xì)微之處謹(jǐn)慎，就能顯著。積善在身，就像小孩子一天天長高，卻不覺得；積惡在身，就像火燒油脂（好比點(diǎn)蠟燭），一點(diǎn)點(diǎn)消亡，也沒感覺。這就是為什么堯舜得到美名，而桀紂的下場可悲可怕。
快樂而不淫亂，反復(fù)而不厭倦的，就是道。道，是萬世無弊的，有弊病，那是因?yàn)槭チ说?。先王之道，也有偏頗的地方，所以，政治也有不明而行不通的時候。這時，就矯正糾偏，補(bǔ)救缺失。三王之道，源頭不同，但并不是相反的，只是他們所遇到的時變不同，所以各自有增有減。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乎！”無為而治的，就是舜吧！改變歷法和服裝顏色，只是順應(yīng)天命而已，其他的，一概因循舜的道，沒有什么改變。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shí)，根本的道，并沒有改變。夏朝的核心價值觀是忠，殷朝是敬，周朝是文，那是根據(jù)他們所繼承的上一個朝代的弊病，針對性的加以補(bǔ)救?？鬃诱f：“殷商的禮，是在夏朝的基礎(chǔ)上制定的，有增有減，這我們知道；周朝的禮，是在殷商的基礎(chǔ)上制定的，有增有減，這我們知道。以后，或許有再繼承周朝的，就算是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大概會怎樣。”這就是說，就算是以后一百代的王者，他所用之禮，也不過是忠、敬、文，這三者而已，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會離得太遠(yuǎn)。夏朝繼承的是虞，但夏沒有說在虞的基礎(chǔ)上有什么增減，那是因?yàn)樗麄兊牡酪粯?，而彼此崇尚的理念相同。道的大原出自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禹繼承舜，舜繼承堯，三圣相傳而守同一個道，政通人和，不需要救弊，所以孔子沒有說他們之間有什么增減。由此觀之，如果傳下來的是治世，則道相同；如果繼承的是亂世，則道要變革。
如今漢朝繼承的，是天下大亂之后，應(yīng)該稍微減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那古代的天下，就是今日之天下，同樣是一個天下而已，用古代的準(zhǔn)則來衡量現(xiàn)代，為什么現(xiàn)代反而比古代差得那么遠(yuǎn)呢！為什么今天反而錯謬乖戾到這個地步呢？是不是有所失于古道？或者說有所違背天理呢？
上天賦予萬物，是有所分際的：給它尖牙利齒的，就不給它角；給它一對翅膀的，就只給它兩只腳。所以接受了大的，你就不能小的也占。古代給官員俸祿，他就不需要耕田，也不能從事工商業(yè)，這也是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和上天給動物器官的分配是一樣。如果是哪頭都要占，拿了大的還要拿小的，就是上天也滿足不了，更何況人呢！這就是人民囂囂而怨，不得滿足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員，家庭飽暖，享受著豐厚的俸祿，還要乘著富貴的資財，去與民爭利，百姓如何能夠抵擋他們呢？百姓的生計一天天被侵奪最終陷于窮困。富者驕奢淫逸，貧者窮極愁苦，民不聊生，怎么不走上犯罪道路！這就是為什么刑罰越來越多，而奸邪不可抑制。
天子、大夫，是下面的人民效法的榜樣，是遠(yuǎn)近四方崇拜向往的對象。近處的人仰望而模仿，遠(yuǎn)方的人遙望而仿效，怎么能居于賢者之位，而從事普通老百姓的行為呢？迫不及待地追求財富，唯恐財物匱乏，這是老百姓的事；迫不及待地追求仁義，唯恐不能教化人民，這是士大夫該干的事?！兑捉?jīng)》上說：“負(fù)且乘，致寇至?！背?，是乘車，是君子的事；負(fù)，是背負(fù)重物，那是老百姓的事。如果你乘車，還自己背著財物，那就會招來強(qiáng)盜了。這就是說，你居于領(lǐng)導(dǎo)者之位，卻干著老百姓的事，禍患就一定會到來。居于君子之位，就要有君子之行。就像當(dāng)初公儀休做魯國宰相，回家看見家人織布，很不高興；又看見妻子吃自家菜園種的葵菜，更憤怒，把菜給拔了，說：“我已經(jīng)有國家的俸祿，為什么還要去搶奪菜農(nóng)、織女的生計呢？”
《春秋》說“大一統(tǒng)”（萬物之統(tǒng)皆歸于一，諸侯都?xì)w統(tǒng)于中央，不得自專）。大一統(tǒng)，是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義。如今各種老師太多，議論不同，百家學(xué)派，就有百家治世的處方，意旨不同，所以皇上也沒有一個能形成“大一統(tǒng)”的理論，法制經(jīng)常改變，在下位的人，不知道該遵守啥。以臣愚見，所有不在六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禮記》、《樂經(jīng)》、《周易》、《春秋》）之內(nèi)的各家學(xué)說，以及和孔子思想相違背的，全部都應(yīng)該根絕，不要讓他們發(fā)展起來。只有歪理邪說滅熄了，道統(tǒng)綱紀(jì)才能一統(tǒng)，法令明白，人民才知道該依從什么。
皇上非常欣賞董仲舒的上書，任命董仲舒為江都國丞相。會稽人莊助也參加了這次賢良對策，提拔為中大夫。
丞相衛(wèi)綰上奏說：“各地所推舉的賢良，有研究申不害、韓非子、蘇秦、張儀之學(xué)問，用他們的言論惑亂國政的，請一概罷黜?！被噬吓鷾?zhǔn)。
董仲舒年少的時候就研究《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進(jìn)退時的容貌舉止，不符合禮儀的一概不做，學(xué)者們都尊他為師。到做了江都國相，事奉江都易王。易王是皇上的哥哥，一向驕縱好勇。董仲舒用禮來匡正他，易王對他非常敬重。
錢穆說：
西漢政府的文治思想，最先由賈誼發(fā)其端，之后走向董仲舒的復(fù)古更化。
賈誼陳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見解，除了裁抑諸侯國和抵御匈奴外，尤其強(qiáng)調(diào)的是教育太子，尊禮大臣，闡揚(yáng)文教，轉(zhuǎn)移風(fēng)俗。強(qiáng)調(diào)教育，是因?yàn)楫?dāng)時諸王、列侯家庭都以墮落腐化，沒有教育，就不足以維持長久。強(qiáng)調(diào)文教，是因?yàn)辄S老清靜無為的思想，只能管一時，漸漸的政事松弛，就會走向申韓的刑法之路，沿襲秦朝“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老路。要革除秦朝的弊病，就要另開文教。如果朝廷只講法令，社會只重錢財，風(fēng)俗就會日漸敗壞，闡揚(yáng)文教，之后就是移風(fēng)易俗。由此，西漢的政治思想，就逐漸從申韓走向儒家。
賈誼雖然被周勃、灌嬰等排擠，但他的主張，一一為漢廷采用。武帝以王臧為師。王臧是儒生，武帝即位，大興儒術(shù)，跟他早年所受教育有關(guān)。
先秦諸子百家，最重視教育的是儒家。道家根本主張不學(xué)習(xí)，當(dāng)然也不搞教育。法家只重視刑名法律。墨家不適于實(shí)際。其他各家，都是用世之學(xué)，不是教育之學(xué)。所以只要幼主需要教育，儒家就一定會興起。儒家之興起，就從友教貴族子弟開始，所以文帝用賈誼，先用著長沙王太傅，然后用著梁王丞相。武帝用董仲舒，也是先用他做易王的丞相。儒家在漢初，就以友教青年貴族為第一任務(w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