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對新加坡來說,從1959年脫離了殖民統(tǒng)治實現(xiàn)自治并由李光耀出任總理開始,一整套關于新加坡如何謀求生存、發(fā)展與長遠繁榮的政治規(guī)劃及配套的教育要求就開始在李光耀的頭腦中逐漸成形,并經由他設計和推動,在新加坡社會生根發(fā)芽。如今我們看到的,是他一路設計、實驗、探索和糾正后所取得的實驗成果和迄今為止的實驗結論。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其實有著小小的失望,按我原來的想法,最好是找到一本李光耀親自執(zhí)筆的自傳:以他的眼界和層次,書的內容將涵蓋他波折的經歷、寬廣的視野、很多不同領域的思考以及在不同國家的見聞。然而我找到的《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zhàn)》后面卻用一個雙引號特別強調了內容是“新加坡雙語之路”。這讓我很疑惑:難道新加坡那么多年的發(fā)展挑戰(zhàn)中,如何推行雙語政策能算得上最重要的事嗎?
我是懷著疑慮開始讀《新加坡雙語之路》的,重點是李光耀本人主筆的前半部分,書的后半部分是各界人士用親身經歷講述對新加坡語言政策的理解,有量子基金的創(chuàng)始人吉姆羅杰斯和知名歌手孫燕姿。
不得不說,讀完之后,我對自己將語言問題簡單化理解感到淺薄。人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李光耀的視野中,我看到了:對新加坡或者其他多民族國家而言,語言基礎又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基礎。
概括來講,語言有兩個屬性:工具屬性和文化屬性,工具就是人們用以交流和與外界溝通的媒介;文化就是這種語言在長久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沉淀下來的民族習性、生活方式、社會價值觀的體現(xiàn)。再往上,基于社會的發(fā)展和變遷,語言就具有了政治屬性。
1.語言在微觀層面的影響
對李光耀個人而言,成長在英國殖民地時期,他自小受的是英文教育,少年時便立志要做一名律師,到牛津大學受精英教育,在那個時代,懂得英語就代表了成為上流精英階層的希望。而后,中學畢業(yè)之際突遭社會動蕩,日軍入侵,生靈涂炭,在強勢粗魯?shù)娜毡救嗣媲?,英語已然失去了價值,李光耀于是轉而自修華文??墒侨A文如此難學,19歲的李光耀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開始學習他憎惡的新的統(tǒng)治者語言:日語,并通過日語與英語的翻譯,謀得了一時的生存和發(fā)展。從那段經歷也可以看出,他是個很靈活的人,不斷在調整自己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繼而求得更好的發(fā)展。日軍戰(zhàn)敗后,他得以遠渡重洋到英國求學,從小到大,他終于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標準英國紳士的樣子,卻在英國社會找不到自己的歸屬感:西化的思維,卻長著一副東方人的面孔,難以融入當?shù)厣鐣?;東方人的面孔,卻不懂華語和華人社會傳統(tǒng)習俗,難以與華人留學生群體打成一片。
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并不適合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于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這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
這段經歷,使他深深體會到兩點:英文教育使他了解了西方社會和誰在影響世界局勢,能從宏觀視角看問題;不懂華文卻又使他缺乏核心的文化歸屬感。于是,在往后的歲月里,他堅持把年幼的三個孩子都送去接受華文教育和華人價值觀熏陶,自己也一直努力學習華文到90高齡。
可見,對于個人而言,掌握工具語言作為謀生工具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自己的母族語言得以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并為之自豪,繼而支撐起個人的價值觀體系,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生存和發(fā)展得以汲取營養(yǎng)的“文化土壤”。
2.語言在宏觀層面的影響
對李光耀總理而言,為新加坡選擇建國后的語言策略時,面臨的問題依次是:
1.特殊地理環(huán)境面臨的潛在政治沖突
作為背靠馬來亞聯(lián)邦,地處多個不同民族為鄰邦的移民國家,在新加坡建國的“冷戰(zhàn)”時代,新加坡的語言國策更多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雖然華人占據七成以上,但要規(guī)避共產主義或政策透露出親華傾向等敏感性問題,以免在無意之中把新加坡樹立為周邊國家的敵人。
我同意周瑞麟的說法,解決教育問題的方案就是政治的方案,從1955年至今未變。
與此同時,如何將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融合為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避免種族主義和人口結構占比不同導致國家內部分裂,也是他面臨的首要矛盾。新加坡主要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移民而來,各自有各自的語言和文化。如果要讓新加坡民眾對自己的國家有歸屬感,首當其沖的是說同一種共同的語言,以加強民族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當時只有在英校,三大種族的兒女才能在同一個教室讀書,在同一個操場游戲,接受同樣的人生價值觀。
基于這兩點考量,最初確定了以英文為主導的共通語、以各民族母語為輔助語言的雙語政策。
在自治至1965年期間,李光耀一直深信新加坡只有依賴馬來亞聯(lián)邦才能生存,直到1965年8月7日突然被踢出馬來西亞,新加坡不得已獨立。(馬來亞的馬來族傾向是如此嚴重,以至于他們容不下華人居多的新加坡作為自治州。)這段讓李光耀備受挫折、跌入低谷的經歷,讓他明白了:不能基于一個種族、一個宗教及一個語言立國,必須重視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多遠語言的平等國家,也絕不任由種族、語言或宗教議題來主宰政治。為此,在往后的幾十年中,每當遇到反對派或自由言論者詆毀政府的語言政策意圖時,李光耀總是用鐵腕的手段讓對方付出代價、領教到教訓,這看起來冷酷無情,背后則是他決不允許任何誤導性的民族不公平言論被傳達給民眾,繼而引起社會動蕩的事情發(fā)生。
2.公平的前提下建立文化底蘊
我們的雙語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一以英文為謀生工具,二通過母語保留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
李光耀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體會到,學習母語可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歷史,建立文化底蘊,能在人前自信滿滿,有抬頭挺胸的底氣作用。缺乏文化底蘊,會使人易于懷疑自我進而迷失自我。所以他為各民族提供學習母語的平等機會。
英語雖然在新加坡是通用語言,但由于社會生活與英國或美國又全然不同,西方價值觀中待人處事的態(tài)度也被李光耀所詬病,如“養(yǎng)老院”等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學也被李光耀極其不認同。
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的好處,如果沒有學到西方的科學與技術,以及他們用理性的態(tài)度來解決問題的文化習慣,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還會很落后。不過,我們不需要盲目地擁抱西方的一切。
通過對自己孩子的觀察,他又認識到自小學習華文的孩子和自小學習英文的孩子的最大差異,就是華文孩子經過儒家學說和傳統(tǒng)價值觀的熏陶,更謙讓、正直、有禮貌、有自尊心、敢作敢為,同時“把社會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東方價值觀更有助于防止新加坡文化缺失、變成一個偽西方社會。為謹防不良思想的滲透,他更加堅定了“對東西方文化來一番去蕪存菁”的理念。于是華文教育在新加坡被大力推行,以作為一種“文化防腐劑”,促進社會穩(wěn)定和團結。
新加坡新一代人的思想將決定新加坡是繼續(xù)像過去那樣充滿活力地去戰(zhàn)斗,取得繁榮,還是步西方國家后塵,安定放縱,失去目標,過著再也看不到奮斗意義的生活。這場可怕的東西方文化拉鋸戰(zhàn),我們一定要打贏,否則新加坡可能變成另一種民族。
3.語言背后的國家利益和經濟價值
語言問題,在李光耀看來,并不僅僅是小事,而是關系到經濟發(fā)展、榮辱穩(wěn)定的大事。
我們要有個富強的國家,有個穩(wěn)定的社會,就要有身心都剛強勇猛的人民,能不受利誘、不懼威脅、斗志旺盛、意志堅強的人民,這樣的人民只能從具有悠久歷史、優(yōu)美傳統(tǒng)的文化中培養(yǎng)出來。這樣的人民來自各族人民的母語教育,但同時還能握有英文,這把通向西方高深知識的鑰匙。
態(tài)度簡單明了,英語是通向最廣闊科學技術知識的“鑰匙”,可以通過英語了解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英語國家的動向,僅僅是一種獲取信息的渠道。在獲取信息的同時,要明白“他們的人生目的,也和我們不同”。
在強調英文實用價值的同時,李光耀對華文的價值論述很有意思:
中國崛起,華文有了經濟價值,已經變得很有力量,但我還是要奉勸新加坡的家長,學華文不要學過了頭,對新加坡人來說,英文還是最重要的,新加坡人不能掌握英文,還有什么價值?新加坡人的價值,不在于我們能說和中國人一樣好的華語,而在于我們能掌握英文,能夠用英文和世界聯(lián)系起來,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
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我想可以這樣表述:我們要明白,我們的人生價值,也和中國人不一樣。
這兩種表述,恰恰體現(xiàn)了李光耀作為治國之才在長久復雜局勢中訓練出的“矛盾又統(tǒng)一”的解決思路,跟西方人在一起,我們談人生目的,跟東方人比較,我們要區(qū)分人生價值,一切都是基于“新加坡的利益”來考量,這也是李光耀個人的極端實用主義在國家利益層面的體現(xiàn),凡是能為我所用的,我就拿來用,關鍵在于“我”所用的目的和程度,最終尋求的解決方案是一種平衡,以達到整體目標,這種平衡統(tǒng)一的“灰度思維”又體現(xiàn)了他不同于西方思維的東方特質。
對新加坡的優(yōu)勢,李光耀是這么說的:
我不相信我們會很容易地被取代,因為我們具有語言優(yōu)勢。事實上不僅僅是語言,我們的整個文化是中文和英文、東西方文化兼?zhèn)涞?,因此,投資者來到這里,會感到很舒服。
在基本文化、事物、五倫等人際關系方面,我們是一樣的,但是由于工作作風完全不同,我們已成為中式規(guī)制的一個變種,并在這個規(guī)制里融入了西方的效率。
我想這是李光耀為新加坡找到的“差異化”競爭策略,中國盡管也實行雙語政策,但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來推廣,正如前文提到的文化屬性,那樣做將會得不償失。如果想讓下一代更具競爭力,學習西方語言和解決問題的思維必不可少,但加強傳統(tǒng)優(yōu)秀價值觀的塑造和傳播也是當務之急,在未來一體化的全球競爭中,我們的孩子首先需要知道自己不同于其他國家孩子的地方在哪里,哪些是他們獨一無二且值得珍視的寶貴財富,這些都需要我們這一代進行努力挖掘、優(yōu)化和傳承。
3.李光耀實踐后對雙語教育得出的結論
李光耀在解決新加坡長期復雜的教育問題上花費了很大的心血,用他的話說,新加坡沒有一個人比他更了解教育系統(tǒng)的問題。他在幾十年的摸索中得出了如下結論:
1.中英文兩種語言是零和博弈。
一種語言學的多了,另一種語言自然就學的少了,這是從學生精力和時間有限的角度得出的。
2.學中文的難度比其他語言多出三倍,因此從小開始學中文會比較容易接受。
這是以美國政府的語言培訓機構的經驗,證實一個人掌握達到專業(yè)水準的中文所需時間,比訓練他學習法文、德文或西班牙文所需時間要長三倍。中文是單音的、分聲調的、用方塊字書寫的,最好是趁年幼,4歲進入幼稚園,通過一邊學一邊玩的方法打好基礎。
3.語言基礎比掌握好語文更重要。
學習語言時,標準發(fā)音是最重要的,應該在小時候重視孩子聽和說的能力。因為到成年后才學語言,一般都是寫和讀的能力還可以,但聽和說會難以彌補。寫的能力以后可以用電腦,讀的能力可以用電子詞典或翻譯軟件,不要硬逼著孩子聽寫、默寫,讓他們討厭。
4.小學階段塑造孩子的價值觀。
6-12歲的小學階段是孩子成長的最重要時刻,性格和態(tài)度都在塑造中,是灌輸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最好時期。
5.兩種語言是起碼的要求。
我們的孩子,他們長大后將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以及不同的亞洲,只懂得一種語文,將陷入無法應付時代需求的困境。對于具備中上資質的人,懂得三種語文,會有更大價值。
6.孩子應該用他最擅長的語言學習其他知識。
在新加坡最初推行華文和英文教育時,是用這兩種語言各自做課堂語言去做教學,發(fā)現(xiàn)進展緩慢,后來經調整,對于不同母語的孩子,可以用他的母語來傳輸和解釋新語言,這樣孩子的學習進展有很大改善。對成年人也一樣,每個人都有一個主導語言,當用主導語言學習時,效率是最高的。
7.脫離了使用環(huán)境的語言學習是無用的。
這一點想必大家都知道,單純學習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環(huán)境去使用,很快就會忘掉。新加坡采取浸潤式教學理念,學生們會到英美國家的學校切身生活一段時間,學習西方社會的運行機制和思維模式;也會到中國的城市和學校學習生活,以體會中國的社會文化和中文使用。我想有條件的家長,在未來也會越來越重視孩子的體驗式學習,比如用跨國旅游等方式讓孩子在語言學習的同時,了解一個民族背后的歷史和社會。
如上這幾點,算是這本書可以帶給一個家長最務實和直接的收獲,可以提前為孩子規(guī)劃語言教育和價值觀教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