潺潺流水—4

踏? 進? 社? 會

高中畢業(yè)后在家的日子，除了老八老九兩兄弟借些書給我看，其他就實在沒事干了。最多就是幫忙一早去排隊買豬肉，一般6點多就要去排隊，一頭豬就兩塊“板油”，就是排骨內面的肥肉，炸豬油是最出油的，誰都想買，一開賣就擠得不行，豬肉店9點鐘東西就賣完關門了；碰到水產店有魚賣，也趕緊去排隊。水產店是國營的，一般賣“吊景”、“巴朗”（潮州音，廣州人管這種海魚叫“池魚”）的海魚，偶爾也會有“紅昭”等其他品種，但都是比較低級的海魚，那也是人山人海地搶著買。

每天看我媽手拽著有限的錢，天天在為吃什么發(fā)愁，我和我媽說：我來幫忙買一個月的菜。我可是干過幾十人的廚房頭的。我媽很高興，給了我15元，作為一個月三餐的買菜費用，全家5個人，平均每天每人只有1毛錢的買菜錢。這一個月，我媽經常和大伯母說：我吃現成的。

我爸的8成工資38.8元支撐我們一家5口，那時有一個說法是一個人的最低生活標準是一個月8元，我爸的工資加上我三姐、四家繡花的收入，我們能超過這個標準，但真正還是入不敷出。隔壁葉家老奶奶是我媽經常去借錢的，每個月頂不住了，就去借2元、3元的。

1974年夏天暑假，我爸的朋友陳老師身體也不好，要病休，需要找人代課，他和我爸說讓我去，我爸同意了。

陳老師的學校是潮安縣郊區(qū)的“打索上埔”村小學。一天，學校的校長到我家，主要是來看我行不行，算面試吧。我爸叫我下樓和校長見了面，校長叫我拿些讀書的筆記什么的給他看看，我說，已經全部清理賣廢品換錢了，只有剩下一沓圖紙。我們高中設有制圖課，我自覺我畫的圖紙非常漂亮，不舍得扔，就留下了。校長說那就把圖紙拿來看看，校長看完圖紙就確定要了。

代課工資一個月27元。

“打索上埔”村小學有一位校長、一男一女兩位老年教師、一位中年女教師、兩位本村的青年男教師，加上我。全校一至五年級各有一個班，都是本村或臨近村的孩子。

我教5年級（畢業(yè)班）的語文和任班主任，并兼一、二、三、年級的其他非主課程，排得比較滿，只有四年級我沒教過他們。

每天的來回路程確實是一個考驗，在我家出來，走完約二分之一的下西平路，拐進南春路，走完整條南春路，上韓江的南堤，走南堤，穿沙灘，才進村子，單程不少于40分鐘。

老師們的午飯方式五花八門，本村的回家吃飯，三位其他老師自帶午飯，我和校長必須自己煮，就是煮了飯，叫學生去幫忙買點青菜，第一天，校長拿出家里帶來的一個雞蛋，煮了開水，把蛋打進去，攪散，沒有放油，就放些鹽，就多了一個湯。

其實我比班里的孩子也就大4—5歲，調皮的孩子會在班上對我說粗話，我也拿他們沒辦法。好在兩個本村的青年老師對我不錯，會幫我，一聽我說有這情況，馬上把說粗話的學生叫到辦公室，一巴掌就扇過去，我在旁邊看著，也不知道該說什么。他們是本村人，方式有些像教孩子，而不是教學生。

我在村里家訪、出出進進，成了村民的談資，特別是女孩子的指指點點，聽說拿我和我班班長的姐姐開玩笑。

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校長說起上面布置了開展示范課的要求，問我能不能講一課試試，我覺得不就講一課嘛，就答應了。其實我是不了解其中的曲折，初生牛犢不怕虎。校長為什么不找學校里的其他老師呢？他們都比我有經驗！我沒有去細想，回家和我爸說了這事，被我爸說了一頓，我說那我去推了吧，我爸說答應了就算了。

為了這一課，我認真?zhèn)湔n，寫了幾頁紙，哪里該板書都做了記號，上課那天，全校老師都來聽我的課，有這么多老師坐在后面聽課，學生們也是第一次，他們也緊張拘謹，課堂一點也不活躍，我講的也放不開，第一個板書的詞“盤踞”寫后，后面的就完全忘記了。事后開會，年級大的男老師就說，才板書了一個詞，我說全忘掉了。本來講的好就上面來聽課，幸虧我講得不好，這事就不了了之。被我爸說的事一直不敢告訴他們。

一次大家在聊天，聊到一種神經方面的問題，我說某某校長的女兒就是這種情況。該校長也是我爸的朋友，他女兒也在代課，我爸知道這事情后也說了我一頓。

這兩件事讓我知道，有的事情該回避就應該回避；有些話是不能隨便說的。

一個學期的教書就要結束了，校長通知我，由于政策有變動，下學期的工資不是27元了，而是14元。我明確答復他，我不干了。放假了，我就結束我的教書工作。后來，他們又找到我爸，說他們去想辦法，用其他渠道補足，維持27元，但我還是覺得不干了。

每月這27元，能幫上我媽的大忙，讓她手頭能寬裕點，但我決定不去，爸媽也沒有再勉強我。

隔壁的呂二的家庭工場搞的越來越好，家里設爐子自己燒制絕緣瓷件，銷路很好。朝雄手上有錢了，會約我和學錚去看電影，到了電影院當然是沒票了，門口等退票的有近百人，密密麻麻擠滿了電影院門口和馬路。我們都是擠到檢票口，朝雄和檢票員談妥，塞些錢給他，他就放我們進去，進去后站在旁邊看，《朝陽溝》就是那個時候看的。一次我們三個逛太平路，到了“大餐室”，朝雄說要請我們吃東西，“大餐室”是潮州唯一一家餐廳，我們想著吃東西要花不少錢，一直推辭，朝雄堅持要請，三個人進去后，點了一碗“芋泥”（潮州的一種甜食），我們就阻止他再點，三個人三只調羹，吃著一碗“芋泥”，也花了朝雄大幾塊錢。后來，朝雄認識了一個女的，也帶了我們去她家，大家還商量著踩單車去汕頭玩，汕頭距潮州39公里，我們6—7人踩著4部單車就去了，來回80公里，單車后面還得馱一個人，當天來回，年輕力氣真好。這是我第一次出游。

朝雄的二哥也是下鄉(xiāng)回來的，他二哥一些同樣下鄉(xiāng)回來的朋友，沒事就到他們家喝茶，他們家就像農村的“閑間”（潮州鄉(xiāng)下一種農閑時供大家聚集聊天的房子），人流不斷，我在家沒事也經常去湊熱鬧，我是小弟，就坐在角落聽他們說。朝雄的爸爸呂二的煙抽的厲害，早上起床后的第一根煙點燃后，就幾乎不用再費火柴，煙接煙一直點下去。我在那里跟著他們學著，摸了幾種樂器，學算命。我還根據我家的像立式風琴一樣的書桌，設計了一個臺燈，一個在機械廠的哥哥還真幫我做了，在他的廠里利用空閑的時間，做木模、打沙模、鑄生鐵件，再上機床加工、電鍍。這么費時費力的，幫我做成了一盞臺燈，我很感激他。

二姐的乒乓球已經打得不錯，二姐夫乒乓球也打得好，同在一個球隊。球隊要在汕頭打地區(qū)賽，那時二姐剛生完兒子，乒乓球隊安排一個剛進球隊的女孩為她抱小孩，這個女孩是我的同學，我比較喜歡她。剛好我和朝雄到汕頭玩，就去找我二姐，我見了這個女孩，也不敢和她說話。中午我和朝雄就在球隊吃，沒想球隊有人說閑話了，說我們去占他們便宜。我生性就怕生，吃飯都不大敢夾菜，還聽了這樣的話，心里很不舒服。在以后的人生中，占小便宜的事能避開就盡量避開，自己吃蘿卜干比別人請吃龍肉還自在。二姐的比賽又晉級了，要到廣州打省賽，這次爭取了我三姐去幫帶小孩，讓我三姐有機會游了廣州。

三姐回城后也是沒有工作的，主要在家繡潮繡，工錢也是絕大部分給我媽，自己留一點零花錢。一天晚上11點多，我在房間睡覺，聽到廳里有“咚咚咚”的腳步聲，是我三姐上姐街回來，還穿著一雙皮鞋，皮鞋和地面的敲擊聲確實不一樣，讓人感覺神氣起來。

1974年，潮州建了腰果加工廠，中國援建了坦—贊鐵路，他們用腰果抵債。來的腰果是帶硬殼的，腰果廠就是打開殼，把腰果仁取出來、烘干。腰果殼的汁有植物漆的成分，很多工人都過敏得很厲害，鼻青臉腫的。我三姐和未來的三姐夫都去了腰果廠。三姐去的第一年是臨時工，第二年才轉正。未來的三姐夫是在烘干車間，經常會偷帶一些烘干好的腰果出來，我們也經常能吃到腰果，那時就說一粒腰果的營養(yǎng)相當于一個雞蛋。

1975年上半年，潮州工藝廠的麥桿首飾盒國際訂單猛增，需要增加工人生產，又沒有指標，就成立了2個臨時工性質的家屬班組，我就到家屬組干了。

我這個組是做盒子的麥稈畫面的，一開始有10個人出頭，4個男的，其他女的，我任組長，我安排了4個人做細工，切條是技術活，我自己干，其他人做較粗的工序，如：剝草、壓草、貼漂成整板的草片。麥桿首飾盒的品種多，有各種各樣的形狀、圖案。做成一個盒子的麥稈畫面的步驟是：按樣品領回已經染好顏色的麥稈，把麥稈挑開、壓平、按圖案要求，順著麥稈的纖維拉成各種寬度的絲狀、貼漂成整板的花紋，晾干；我切成條狀，有的條狀的寬度甚至小于一毫米，而且是橫切麥稈的，難度很大，切的工具也是自制的；再交給細工貼到樣紙上，成型。一切都必須和樣品無異，才能經過驗收。每個樣品都預先定好用料和加工價格，驗收成功了，就能按月按加工價格領錢。

錢領回來后就在組內分配，組內每個工種定了分值，比如我5分，細工4.5分，下去就3.5分、3分，全組的總分是確定的，錢領回來，總分一除，1分多少錢，每個人的收入就確定了。

做了一定的時間，就知道哪個稿件好賺一些，哪個稿件難些，每次去車間主任處領新的稿件，我會帶兩個做細工的姑娘一起去，一發(fā)現主任要寫不好的稿件，她們就會拉住他的胳膊，不讓他下筆，再指著好的稿件說：我們要這個我們要這個，我在旁邊看著偷笑。

1975年的下半年，訂單瘋狂增長，需要大量招收做麥稈首飾盒的臨時工，就把我家后面的書院池填了，搭了一個大工棚，做麥稈首飾盒的班組擴大到20多個，我們原來在廠部的兩個家屬班組也一并搬到書院池的工棚。

我們用的刀具是單面刀片，相當鋒利，我一次在切麥稈條的時候，左手沒壓好，一刀拉下來，把左手大拇指的邊切下一塊肉來，我一看，肉還粘在刀片上，趕緊拿下來，對正傷口貼上去，包扎好，這塊肉真長回去了，只是貼歪了一些，一邊有疤痕一邊突出來。

我們貼麥稈用的是白乳膠，用普通的有耳水杯裝白乳膠。有時我們晚上加班，其他班組不加班，我們做累了，幾個男的會玩一種自創(chuàng)的“功夫”，左手拿起水杯，右手食指橫著向杯耳用力敲去，杯耳應聲而斷，當然，敲的是別的班組的杯子。玩得起勁，滿工棚找有耳的杯子敲。

我這個組算是我領導有方吧，收入很不錯，廠里有一官半職的領導，如車間主任等，紛紛把親戚塞到我這個組，甚至鄉(xiāng)下的親戚也來了,我去代課的陳老師的女兒也到我這個組了，達到20多人，但我們的收入一直維持不錯，我這個組長一直維持在每月70—110元之間。細工拿我的9成。但也辛苦，經常要加夜班。

人多嘴就雜，后來增加的細工中，一個女孩她姐和我四姐是同事，時不時老鬧別扭，和她一起進的另一個女孩做她的跟班；有一個蝴蝶的盒面，比較難做，細工每天的工作量跟不上進度，我就安排他們晚上拿回家做，按完成的量折算工時，所以他們幾個細工那個月的收入比我還高，干粗工的人就有意見了，一些農村來的就在發(fā)牢騷。不管是鬧別扭也好，發(fā)牢騷也好，我一概不理，工作別拉下就行，她們也不敢大鬧。20多個組，我的組在20多個班組中，收入一直是數一數二，還有意見，你就到其他組去好了。

在加工麥稈畫盒面的時候，有的稿件會用到特殊形狀的麥稈件，這就需要另外的師傅，用特殊的刀具鑿刻出來，這些師傅中有一位60多歲的，算是老藝人了，脾氣很不好，就算正式職工都很怕他，但我和他的關系一直很融洽，他對我很好，他還對我說：你以后會好的。

1975年初，周恩來逝世，民眾都在說可惜了。

我爸有詩悼念：

《悼周總理》

死生皆有幸? 千古幾能儔? 噩耗傳寰宇? 隱憂遍九州

惜乏回瀾意? 恨無宰世謀? 競競重得失? 功罪付山丘

能賺錢了，手上多少有些錢了，但我?guī)缀鯖]買過什么零食。幾姐弟也都有了工作，家境慢慢好些，家里買了縫紉機，三姐開始學裁剪，自己買布做衣服。

呂二的家庭地下工場越做越好，下鄉(xiāng)回來的二兒子負責跑經銷，要到上海出差，我托了他幫我買一件襯衣，這是我買的第一件衣服，也是我大學畢業(yè)前買的唯一一件衣服。襯衣是淺淺的青藍色，花了16元。襯衣最容易磨爛的是領子，為了讓這件襯衣壽命更長，我讓我三姐用淺色的格子布（找不到其他純色的）做了一條小領，墊在里面，這樣，衣服和脖子就不會直接摩擦到。一件純色的襯衣裝一條格子的領墊，當時是挺滑稽的，不過十幾年后，參加蘋果服裝的記者招待會，他們送的蘋果上衣，也是在純色上衣的下領處，設計了一條格子下領，我可以算是他們設計師的鼻祖吧。

那個時候，潮州人穿襯衣是整件衣服都放在褲子外面的，對下半段束在褲子里面的都取笑叫“欻畝哈”（潮州音，取老婆系法的意思）。到省歌舞團的同學回潮州探親，就是把襯衣的下半段束在褲子里的，我們同學之間都當新聞在說。

我家在潮州的親戚不多，一個姑媽、一個姨媽，一個不是直系的姑媽（就是父親在香港的，解放前打游擊的那個），還有一個叫琿姨的，她是潮州淪陷時期，我媽她們家到鄉(xiāng)下避難時，鄉(xiāng)下的鄰居，后來嫁到潮州市內，我媽和她一直有來往，小時候，我媽去她家會帶上我，她有一個兒子叫宏光，比我大幾歲，算表哥吧。我上初中后，有時候會單獨去找這個表哥玩，他會帶我去韓江釣魚，誰也不敢告訴家里說我們去韓江邊玩了，所以，釣了幾條小魚。也不敢拿回家，就掛在太平路的一條電線桿上，然后各自回家。這個宏光表哥后來到潮州紡織品公司工作。

宏光表哥的公司有一個布匹倉庫，看倉庫的是幾個年輕人，和表哥關系很好，宏光表哥帶我去倉庫玩之后，晚上我有空就會到倉庫去，宏光表哥一般都在。我工作后，有些錢了，也該為自己做些衣服了。倉庫里來了哪些好點的布料，我都知道，適合的我就會買，讓我三姐幫我做衣服。那時軍綠的布很時髦，很難買，我有這關系，也幫同學、同學的姐姐買了不少軍綠布料。

一次倉庫來了一種黑白線混織的比較花的布，很多人都覺得太花不敢買，我買了，還自己設計了一款上衣，我和三姐把這上衣做成了，當時是標新立異了，這件衣服多年后在上海讀書的時候穿，上海同學一看都哇了一聲“嘎花”（哇，這么花）。在那個滿街都是黑灰的年代，確實很花。

接著，求了宏光表哥幫忙找了一張手表票，在潮州百貨大樓買了一塊上海手表，花了120元。

我也學了車衣服，我自己的衣服一般是三姐幫我裁剪，我自己車，難度大的才叫三姐車。

一次在車衣服的時候不小心，車針在食指尖插進去，斷了，再從同一個口插進去，從另一個口出來，又斷了，在食指上形成一進兩出3個口，兩節(jié)車針形成A字型陷在肉里，第二節(jié)比較容易就拔出來，第一節(jié)就麻煩了，斷口在肉里，另一頭只露出針尖，只好用指甲鉗鉗住針尖，用力往外拉，把創(chuàng)口撐大，才把斷針拉出來，疼??！沒去醫(yī)院，家里也沒其他人在，都是自己操作，最后上點家里的便藥，包起來，又繼續(xù)車衣服。

慢慢地，鄰居也會拿布來，叫幫忙做衣服，鄰居相互幫忙的，不計較的，有些細心的鄰居會拿一粒線來。一次，隔壁的葉家拿了一塊藍色布來，要給他家三個兒子中的老大老二做褲子，三姐手上還有幾件別人叫幫忙的，我自告奮勇說這個褲子我來做，我自己裁剪。我量了兩個小孩的尺寸，畫好裁剪樣，感覺布有多，就量了老三的尺寸，做了三條褲子，但臀圍不是傳統(tǒng)的很寬松的那種，而是比較貼身的，不知道他們背后會不會罵我。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裁剪衣服。

車衣服的最高難度應該是中山裝，有四個口袋要開，四個口袋蓋子要服帖，成型后四個口袋看著要對稱整齊。我?guī)屯瑢W的父親做過呢料的中山裝。

這個時候，我家鞋店原廈門分店的伙計和我爸聯系上了，他已經在廈門百貨商店上班，那個年代，日用品的供應還是緊張的，當知道他能幫忙買的時候，我爸就忙開了，先登記誰要什么，再匯總寄過去，東西寄來時再逐個發(fā)，收錢，忙得不亦樂乎，前后買了幾批，每批單人字拖鞋就有40多雙。我也買了兩雙皮鞋，一雙正皮，一雙反皮，和我爸共著穿，朋友到我家玩，看到兩雙皮鞋，都開玩笑說要是有重要事情，可以找我借皮鞋。

我想買部單車，單車是要供應票的，我在潮州搞不到，就讓我爸試著問他能不能幫忙買，他答應了，單車寄來時，大大出乎我的預料，跑車頭、硬剎車（像28寸的剎車一樣）26寸，尾反光燈也是流線型的，漂亮極了，全潮州獨一份，騎出去，100%回頭率，看到都會說“雅死”（潮州話：漂亮極了）。

生活的好轉，一些風俗也慢慢恢復，過年到親戚朋友家拜年就是比較主要的風俗。潮州有一句不是很好的俗語“有心拜年初一二，無心拜年初三四”，就是說如果你年初三以后才到人家家里給他（她）拜年，就不是真心去拜年了，所以，初一、二，你必須將你要去拜年的親戚朋友走個遍，并不寬敞的街上人滿為患，加上有單車的人多了，沒有單車也借一輛，因為一天可能要走10家8家親戚朋友，走路都塞是經常發(fā)生的。

1977年初，我三姐結婚。也是很簡單的婚禮。

1977年10月，宣布恢復高考，我家是我四姐和我兩個子女，我四姐有工作，那我就是上山下鄉(xiāng)對象，不能參加高考，那時我四姐已經確定了對象，如果四姐打了結婚證，那家里就我一個，就不屬于上山下鄉(xiāng)對象，就可以參加高考，但那個時候提倡晚婚，男的25周歲，女的23周歲才能結婚。我四姐去二輕局開證明的時候，說還差2—3個月，不能開證明。找了熟人去和開證明的那個人疏通，他說：行啊，叫她來吧，四姐去找到他，聽到的是一堆道理，不給開；又找另一個熟人去說，也是答應說：叫她來啊，四姐去了，他又是不給開證明。事后，四姐的一個同事聽說這事，和四姐說，你蠢啊，不會送點禮？他就是等著你去送禮的。因為這個人也是管房子分配的，這個同事送了2斤魷魚干，房子就拿到了，開個證明不小事嗎。

由于沒打成證明，四姐的結婚證也打不了，那么我就是上山下鄉(xiāng)對象，不能參加高考，我的77年高考就這樣落空了。

有空我會去在加緊復習的同學家看看，我的好同學陳梧也在緊張復習，他的父母都是老師，有資源，都是把老師請到家里一對一復習的，看著真羨慕，可是77年陳梧沒考上。

我的另一個同學阿鑫，他原來有一個女朋友，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進了上海第一醫(yī)學院，阿鑫感覺這關系很難再維持下去了，77年的恢復高考，讓他又燃起希望，他的第一志愿就是上海第一醫(yī)學院。老天眷顧，阿鑫如愿以償，考上了上海第一醫(yī)學院。在我高中畢業(yè)后繼續(xù)交往的這些同學中，除了阿鑫，其他人都沒有考上。

那時候感覺上海是遙遠的遠方，送阿鑫走，真覺得下一次見面要等他畢業(yè)后了。

1978年過完年后，四姐到年齡規(guī)定可以打結婚證了，我也順利報名參加1978年的高考了。

從報好名到考試，也就三幾個月的時間，工藝廠的工作暫時停下來，全力投入復習。

報完名后，我面臨了新的大問題，我基本沒有復習課本或資料，我四處借書，找那些不參加高考的同學，看看他們的課本還在不在，我三姐夫是老高三，他居然能找到兩本他當時的課本，其中一本是物理課本，這可幫了我大忙。

看完老高三的物理課本，才知道，我的大問題還在后頭，這課本中90%是我沒學過的。我高中的物理，就學了電動機、磁場、農村有線廣播，老高三的物理卻有電子什么的，我完全陌生的內容，沒辦法，只能靠自己自學，沒有老師可以問，沒有同學可以交流，我硬是把這老高三的物理課本啃下來了。

同學阿壁有一個祖屋，平時沒住人，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白天就都去他的祖屋復習，有個交流，也不會太悶。晚上就在家里復習，潮州是經常停電的，點著煤油燈復習就變成常態(tài)了。

拿到準考證，我的準考證號是123456，我還覺得很順的，是不是意味著我這次高考的順利呢。沒想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大難已經開啟。

1978年的高考，我的分數是331分，在我熟悉的朋友中，上300分的有5個人，最高332分，最低301分。1978年的重點大學分數線是340分，我的分數算是非重點大學類的頭，相當于現在的二本頭。

填志愿的時候，我們幾個朋友還老在開玩笑說：勘探的經常跑野外，大腿要很粗才行，我們不行；公安檢察類的，成天要拍桌子拍凳子的我們也不行。填志愿的時候確實傷腦筋，我填了前四個志愿之后確實找不到了，第五志愿填了長沙大學的數學專業(yè)，但我數學考得不好，想著到第五志愿了，基本用不著的，無所謂。

考完試我就繼續(xù)上班賺錢了，邊等著錄取的消息。錄取通知書陸續(xù)到了，332分的朋友去了上海海運學院駕駛專業(yè)、317分的朋友去了廣東藥學院、阿亮去了汕頭醫(yī)學?？茖W校，5個上300分的朋友，除了我，其他4人都錄取了，我落空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沒有人知道！

命運和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我?guī)缀跻换I莫展，那個時候，也就去招生辦問一下，他們當然也回答說“不知道”，這就是全部答案。我是沒有其他辦法了，我爸也運用他的關系去打聽，終于有點消息，說潮州去“拋卷”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我爸的學生。那個時候的錄取是：每個城市派兩個人，帶著全城市的考生檔案去參加錄取“集市”，（姑且叫集市，也像展銷會，每個城市一個攤位）要招生的學校代表自己去找城市的代表要檔案，比如，“中大”要在潮州招2個人，他們就在潮州攤位要5份檔案，留下2個他們要錄取的，其他3個檔案就退回來，潮州這派去的代表就是“拋卷”的，給檔案的意思。

我爸的學生看了我的檔案后來回復，我的5個志愿，只送了第五志愿的長沙大學，被退了回來。而且，我的檔案封面上被寫了一句關于身體方面的話，原話我爸的學生沒有傳得很明確，大概就是身體有些不大好的意思，這也許就是前幾個志愿沒有送的原因。

我記得我們在體檢的時候是全脫光的，我那年22歲，體重才只有99斤，確實輕些，體檢醫(yī)生還要捏一下陰囊，然后醫(yī)生寫上“精索靜脈曲張”。這是我體檢中唯一的問題，會不會被不懂的人理解為有重大問題，而特意在檔案封面做說明呢？我們沒有去追究誰寫的，追究他到底有沒有權力這樣在檔案封面亂寫，這要歸結于我們有逆來順受的品質。一家人沉燜了好多天，但風雨還在繼續(xù)。

接下來，補錄工作開始了，補錄人數倒是有大好幾百，但學校和專業(yè)都很差，至少是我覺得差?！俺敝蓓n山師范?？茖W?！本脱a錄幾十人。在補錄學校中，我只看中湛江水產專科學校補錄的2名制冷專業(yè)的，其他都不喜歡，所以，填志愿的時候就只填這一個，其他全部空白。我是知道我的分數對這個學校是綽綽有余的，但這個學校會來潮州取檔案嗎？他們有可能去汕頭、去揭陽取檔案，我不知道，所以，再次落空的概率非常高。如果我加填了潮州韓山師范?？茖W校這種三、四流的?？茖W校，第一時間就會被他們錄取，但我不愿意讀這些學校，感覺不像讀大學，我也不愿意教書。

我爸不想我失去讀書的機會，他說：你現在沒有正式的工作，有書讀你還不去。我爸是教師，我大姐是教師，我堂嫂是教師，我家的教師太多了，我和我爸說：我不愿意教書。我爸就沒有再說什么了。我大姐也來做我的思想工作，兩姐弟幾乎要吵起來，大姐氣得頭上冒煙走了。

去招生辦交志愿表時，收表的老師看我的表下面全是空的，就問我其他志愿不填啦？我說其他學校不想去。他看到“是否服從分配”一欄也是空的，就說，這欄空著，也會按照服從分配處理的，我說我不服從分配，他說那就應該填上“不服從分配”，我和他借了支筆，當場填上“不服從分配”。

和我預料的一樣，我再次落空。經過這樣的打擊，這輩子再也沒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我。

考了331分的二本頭，落榜沒書讀，我再次拿到潮州獨一份。敢在那個年代填“不服從分配”，又是一個潮州獨一份。

我收拾心情，繼續(xù)上班賺錢。

麥稈首飾盒的國際訂單有所減少，加工班組也減了10個班組左右，我們是家屬班組，當然不會減了我們，但我的組細工中有些人找到工作就陸續(xù)走了，也進了一些新人。我在家復習的幾個月，找了一個年級比較大的大姐做副組長，我不在就由她負責了。

一次到阿亮就讀的“汕頭醫(yī)專”學校玩，阿亮的同學都對我指指點點的，我覺得奇怪，我和他們不認識，阿亮告訴我：他們知道你的事。原來我331分落選的消息早在“汕頭醫(yī)?！毙@里傳開了，一些同學也特意跑來看我，因為331分高出汕頭醫(yī)專的錄取分數線很多。我都不知道自己名聲在外了。也是，這樣的分數沒有書讀，失去了從待業(yè)青年到大學生的重大超越，失去了改變人生的機會，這樣的事情在那個年代絕對是大新聞。

那時的我單純，想法單一，沒有應對事情的經驗。如果這個事情放在讀大學之后，我會在補錄的時候，填完志愿后，親自跑一趟湛江水產?？茖W校，向學校的招生辦自薦，情況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我的好朋友陳梧，盡管是父母把老師請到家里，一對一地輔導，77年、78年都因為分數太低，落榜了。

1979年來了。

我又報名參加高考，按照1978年的經驗，我在考試前三個月停工，全力復習。1978年在朋友祖屋復習的幾位，除了考332分的那位到上海讀書，其他人又匯集在一起復習，也有新朋友加入復習的隊伍。

由于復習過一年，已經沒有生、難的內容，基本是溫習，數學的驗證“勾股定理”一題，是有空就演示一遍。

考試的時候，一打開數學卷，看到有驗證“勾股定理”一題，真高興，趕緊下筆，誰知道，平時不知做了多少次的題，居然卡殼了，老是做不出，一看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趕緊扔下，做其他的題，2個小時到了，試卷的最后一頁都沒時間看，臨交卷時匆匆看了一下，最后一頁是應用題，不難，只要列出公式就有分數，但已經沒有機會下筆了。

1979年我的高考分數是293，重點學校的分數線是300分。我兩年的水平基本持平，都是2本頭。我一直在想，如果驗證“勾股定理”一題發(fā)揮正常，我起碼還有20分鐘以上的時間去做后面的題，在數學卷上再拿10分是沒問題的，那我的總分就會超過重點線的300分，我上的就是重點大學，走的人生道路就會完全不同。今天這個結果，應該是命運早就為我規(guī)劃好的一條路，我只是把它走下去而已。

又到了填志愿的時候了，1978年考332分，到上海海運學院駕駛專業(yè)讀書的阿偉放暑假回來了，他說就報上海海運學院，我說我不喜歡上船的專業(yè)，太辛苦，有沒有岸上的專業(yè)，他說有啊，像“水經”、“水管”就是岸上的專業(yè)。我去看了招生的報紙，確實有“水經”、“水管”的專業(yè)，就填在第一志愿上。 “水經”、“水管”專業(yè)是什么專業(yè)，當時完全不知道。

我爸去找了1978年去“拋卷”的學生幫忙，這學生說1979年要輪別人去“拋卷”了，但他可以叫去“拋卷”的同事幫忙。我算走了一條好路子，但關鍵還得上海海運學院有到潮州攤位去取檔案。

錄取通知陸續(xù)來了，等通知的日子也是難受的。大姐夫已經調到饒平縣人民醫(yī)院，大姐說會錄取的，一起到饒平玩幾天吧。

陳梧的爸爸在招生辦幫忙，我臨去饒平，特意去求陳梧，讓他爸爸幫忙留意我的錄取通知。

在饒平玩了幾天后回來，第一時間去問陳梧，他說沒有消息。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踩著單車去位于南春路尾的招生辦。招生辦外墻貼滿了錄取通知，每一張的格式都一樣，上面是“某某學?！?，下面是“錄取學生名單”，看了所有通知，確實沒有“上海海運學院”的，我又仔細地看了所有的通知，終于在一張通知的下角上，看到另外加上的字“上海海運學院”和我的名字。大概覺得“上海海運學院”只錄取我一個，不要再浪費一張紙，就在一張剩余空白比較多的其他學校通知的角落里，寫上“上海海運學院”和我的名字。你說我碰到的都是什么事？！“上海海運學院”在潮州只招我一個，我又拿到一個潮州獨一份。

看到有了，我放心了，回家吃了早餐（粥）就上班去了，我的鎮(zhèn)定，我自己都佩服，上班到10點，和班組的人說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就去了招生辦取錄取通知書。招生辦的人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你就是去年“不服從分配”的那個！我才知道，我去年的“膽大妄為”讓他們記了一年。當然，他們也祝福我，“上海海運學院”和“潮州韓山師范專科學?！钡牟罹鄬嵲谔h了，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到廣州、上海的地方讀書才是真的讀大學。

好朋友陳梧77年、78年報考的是理科，因為分數太低沒上錄取線，1979年他不敢再報理科而改為文科，終于也被錄取了。

我拿到錄取通知的第二天，駕駛專業(yè)的阿偉的父親到我家，說接到阿偉的信，特意來告訴我，我被錄取了。原來，上海海運學院1979年到廣東招生的老師，就是阿偉駕駛系的主任，他錄取完一回到學院，阿偉就去問他，有沒有錄取到我的名字。因為我的名字比較特殊，屬于難僻字，一幫人不認識那個字，看過了印象會比較深，主任告訴阿偉，有這個人，已經錄取。阿偉馬上寫信回家，讓他爸來告訴我。朋友的關心之情濃濃的。

回工藝廠辦理工作交接的時候，想起了老藝人老伯，他一直很關心我，我想告訴他我考上大學了，可沒找到他，因為我們后來又搬了一次工地，他就沒跟我們一起搬來，也許年紀大了，退休回家吧。這事我一直很遺憾，他能知道我考上大學，會高興的。

我抓緊準備行裝，衣服這幾年是做了一些，就沒有買。媽媽說，上海冷，要準備毛衣，我們就在潮州百貨大樓買了蜜蜂牌毛線（上海牌子，當時最好的毛線），我媽加緊織毛衣。二姐夫也翻出一件舊棉襖送給我，雖然有點小，但如果冷起來也好頂一下。

我和爸爸說，能不能向香港的老叔討一個計算機（器），老叔回信說他的生活也不寬裕，言下之意是不能去討要東西，但還是把計算器寄來，還是一個帶函數的計算器，我既高興又為我們的討要被老叔說而心里不好受，幸好我們討的不是吃的不是用的，而是學習用具。這事我記一輩子，也再沒有（其實也不需要）找別人要過東西。

我在家會唱幾句，屬于自娛自樂的，好歹有個聲音，不至于太孤獨，唱的不咋的只有我自己知道，但還是喜歡唱的，我把我姐的兩本歌曲也裝到行李中。

要準備路費，也要帶些錢到上海，媽和我說，還是把我用的單車賣了吧，我知道媽的手上也不寬裕，就把單車賣了。

我的好同學阿發(fā)，他姐和我四姐一批考試，進了潮州彩瓷廠，他也借這關系進了彩瓷廠，我要上學，他特意燒制了兩個杯子，杯子上門燒著一行字“送許彧赴滬海運學院”，這是多么走心的一份禮物，在70年代，是一份大禮！

我是1973年高中畢業(yè)，6年后的1979年上大學，23周歲，算是大齡大學生。一天，兩個小青年找到我家，他們是應屆畢業(yè)生，考上了上海鐵道學院，由于年紀比較小，希望和我結伴一起到上海，路上有伴當然好啦。其中有一個他爸爸是教育局的副局長，估計是他爸爸查到我的資料。

我的行李是爸爸年輕時用的真皮大皮箱，和一個綠色的雙開門的小矮木頭柜子。大皮箱的拉鏈被老鼠咬過，正好咬在拉鏈的末端，開啟時拉鏈不能拉盡，否則拉鏈頭就會掉出來，我硬是用針線把這拉鏈修得勉強能用。大皮箱和小木頭柜子，往后陪了我?guī)资辍?/p>

1979年9月14日，我告別了家人，帶著兩個小青年，踏上了上海的求學之路。我爸賦詩一首：

《七月廿三日送彧兒就學春申海運學院》

華年懷素愿? 偃仆未能償? 瞬息老將至? 蒼蒼顧影傷? 人生多失意

世事總茫茫? 祖澤未凌替? 喜看庭桂芳? 后人蒙啟迪? 老邁足初望

負笈春申去? 應知途路長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