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句話，他們寧可流浪天涯，踏遍異鄉(xiāng)；他們或出走，或回歸，但這句話居然沒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們想要的。小說寫的就是這個，你能不感到驚異嗎？ 比如，楊百順找到了仇人，但他發(fā)現(xiàn)，妻子和奸夫偏能說得上話——“咱們再說些別的”“說些別的就說些別的”——何其親昵！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說不上話是人生最大的失敗，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再比如，曹青娥與拖拉機手侯寶山之間的默契，話不多，卻心心相?。徊苷f，我從沒遇見過像侯寶山這么會說話的人。于是私奔的失敗，成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又比如，牛愛國尋找戰(zhàn)友陳奎一。在部隊時陳是廚房大師傅，陳使個眼色，他倆便聚在一起吃涼拌的豬肝豬心，然后相視嘿嘿一笑，什么也不說。牛愛國尋找陳奎一找得好苦，失望之余，落腳澡堂，卻在燈影里發(fā)現(xiàn)了搓澡的陳奎一，那十塊錢的勢利，寫盡了陳的潦倒與不堪?？吹竭@里我很感慨，眼睛發(fā)酸。劉震云常常能描畫出別人無法表現(xiàn)的人生的無言或無名的情景。 盡管小說的人物為了一句話，為了找“說得上話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為一部四十萬言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到底要表達什么，仍是一個必須進一步探究的問題。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獨特發(fā)現(xiàn)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作品，總是很難歸納和命名的?！兑痪洹芬彩侨绱?。在我看來，這部作品其實是表達了人的無法言傳的，卻像影子一樣跟著人的孤獨和苦悶；表達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無援狀態(tài)；于是人希望說得上話，希望解除孤獨，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與人的溝通和溫暖的撫慰。就像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樣，世上人人都孤獨，永遠都處在擺脫孤獨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人為地制造某種虛假的響動和聲音。 孤獨，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現(xiàn)過或涉及過的嗎，這一部小說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認為孤獨只是知識者、精英者的專有，而是認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車賣漿者們，同樣在心靈深處存在著孤獨，甚至“民工比知識分子更孤獨”，而這種作為中國經(jīng)驗的中國農(nóng)民式的孤獨感，幾乎還沒有在文學中得到過認真的表現(xiàn)。在這一點上，小說是反啟蒙的，甚至是反知識分子寫作的，它堅定地站在民間立場上。它的不同凡響還在于，劉震云發(fā)現(xiàn)了“說話”——“誰在說話”和“說給誰聽”，是最能洞悉人這個文化動物的孤獨狀態(tài)的。說話是人的心靈密碼，深奧難測啊。曹青娥說了一輩子的話，終于不說了，讓百慧來說；牛愛國能解讀母親的心愿，但他買手電的解讀又是錯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愛國一開始沒哭，但后來因為沒明白母親的最后一句話而自己扇了個嘴巴，落下淚來”。所以，《一句頂一萬句》用一部長篇小說的巨大篇幅來表現(xiàn)人的這種渴求和熱望，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觀。 是的，奇就奇在，這是一部用極端形而下的寫實筆墨來傳達極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狀態(tài)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現(xiàn)在寫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瑣，親與疏的煩惱，愛與恨的糾纏，而且寫了殺豬的，打鐵的，剃頭的，賣饅頭的，耍猴的，喊喪的，賣豆腐的，傳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像楊百順，他不斷地改名為楊摩西，吳摩西，直到羅長禮，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無奈，幾乎可以看作北中國農(nóng)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愴命運的縮影。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寫了無言的憋悶，人與人的難以“過心”，寫了尋找寄托，尋找朋友，尋找友愛，掙脫困境的千古難題。我們也可以說，它寫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像“面子”是中國人的性命般要緊的東西一樣，能否說得上話，能否說得著，也是帶根本性的一大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驗的無物之陣中，雖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的威壓下，人為了尋找說得著的人而活著。也可以說，親情、友情、愛情，支撐著一個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歷來難求，至今尤甚。所謂誠信缺失，友愛難求即是。有時，你把別人當朋友，別人并不拿你當朋友，何其痛哉！劉震云就是這樣探索著中國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蒼生們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層地揭示鄉(xiāng)土之魂。 我一直認為，劉震云是一個對存在，對境遇，對典型情緒和典型狀態(tài)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長于刻畫單個人，而善于寫類型化的人，寫符號化的人。他和一些人的創(chuàng)作擴大了典型的意義，也可說擴大了現(xiàn)實主義在中國的疆域和邊界。比如，“頭人”，“官人”，“單位”，都是帶有文化象征意味和寓言化的概括。但是也可以說，劉震云不僅是現(xiàn)實主義的，更有存在主義的意味。寫人的孤獨，寫人的靈魂狀態(tài)，寫符號化的人，大體屬于現(xiàn)代派文學范疇，從劉的創(chuàng)作，也可看出中國文學逐步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這個“現(xiàn)代”不是指時間意義上的，而是指現(xiàn)代派文學意義上的。這里，存在主義的特征很明顯。劉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他對中國現(xiàn)實（有歷史淵源的現(xiàn)實）的深刻體察與感悟——中國人的孤獨有著與人類性孤獨相通的一面，更有著中國的現(xiàn)實歷史的血肉和民族個性。故事情節(jié)雖不復雜，但劉震云抓住了這一中國式的精神意象，發(fā)掘較深。 我熟悉的劉震云，是《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時的劉，作為新寫實的扛旗手的劉。那時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寫過文章。到了《故鄉(xiāng)面和花朵》《故鄉(xiāng)相處流傳》的劉，我覺得我們相距遠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說話語。而《手機》、《我叫劉躍進》與影視又貼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頂一萬句》才真正回歸了，豐富了，發(fā)展了。如果說《白鹿原》以其“文化化”的中國農(nóng)民敘述，《秦腔》以其無名狀態(tài)的現(xiàn)代生活流的滾動，那么《一句頂一萬句》就以其對中國農(nóng)民的精神流浪狀態(tài)的奇妙洞察和敘述，共同體現(xiàn)了中國當代鄉(xiāng)土敘述的發(fā)展和蛻變姿態(tài)。 劉震云的敘述是富有魔力的，不憑依情節(jié)，故事，傳奇，而是憑借本色的“說話”，即是一奇。小說始終讓人沉浸在閱讀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語句簡潔，洗煉，卻是連環(huán)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絲扣一樣越擰越緊的句法。比如，七個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現(xiàn)在就是出人命，為了這句話也值得；問題是現(xiàn)在出人命也不能了，過去的關節(jié)都不存在了。又如，說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個角落。如此等等。這種言說不是頗有魅力和吸力嗎？但我又想，這里有無缺乏節(jié)制的問題？有無話語膨脹的問題？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這種言說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當這種邊環(huán)套式的言說本身成為目的時，有些章節(jié)是否會顯得空洞？但無論怎樣，我都認為這是一部當代奇書；劉震云絕對是一個有著獨特而尖銳的個性風格的作家。 最后我想坦率地說，我喜歡這本書卻不喜歡這個書名。這不僅僅因為它讓我想起林彪呀、“紅寶書”呀之類的如麻的往事，以及那些漸成語言的丑陋化石的很難更改的東西；主要還是因為這個書名與小說的深湛內(nèi)涵和奇異風格沒有深在的關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