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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很多人通過張藝謀的《英雄》才知道黑澤明的《亂》一樣,當2006年寧浩《瘋狂的石頭》從沉悶的中國電影棺材中炸出來的那一刻,一些希望找尋這種視聽語言出處的人,眼睛才可能瞄向了倫敦的“痞子”導演——蓋·里奇。雖然此時的蓋·里奇因為02年的《浩劫妙冤家》和05年的《轉(zhuǎn)輪手槍》遭受到很多媒體的惡評,但是畢竟《瘋狂的石頭》脫胎于《兩桿大煙槍》,這種驚人的才華讓人不能小覷。
“信息盲點”導致的黑色幽默
現(xiàn)實中的人因為能夠獲得周遭的足夠信息從而正常生活,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在外人看來會有什么異樣,但是戲劇作品或小說中的人物在我們這些“房間”外人看來就會呈現(xiàn)與“房間”內(nèi)的角色迥然不動的體驗。這種“上帝視角”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能體會故事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更能獲取主人公所不知道的信息源,而這種“影中人”相較于“觀影者”的信息不對稱,我們可以稱之為“信息盲點”,雖然這種情況自從“故事”誕生以來一直存在于兩個維度之中,但是蓋·里奇的電影卻把這種“信息盲點”利用到了他的黑色電影中,并成為了“黑色幽默”的支撐點。

毫無疑問的是,里奇利用繁復的視聽語言,諸如頻繁特寫、快切、畫面分割、慢鏡頭甚至定格動畫,這些鏡頭語言的確讓他的電影呈現(xiàn)出一種“好玩”并且絕對“好看”的觀影感受,但是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兩桿大煙槍》式”的荒誕感和黑色幽默。之所以說是“《兩桿大煙槍》式”,在于本片不管是給里奇的第二部電影《偷拐搶騙》,還是寧浩的“瘋狂”兩部曲,都提供了一種“如何拍電影”的范本。
電影中的極度黑色幽默體現(xiàn)在高潮部分的兩場槍戰(zhàn)中,不管是白人黑幫還是黑人毒販,兩者都成為了艾德四個人的替罪羊,當艾德到達自己公寓的時候,本來等待他的是必死無疑的兩次槍殺,但是呈現(xiàn)在他面前的則是一堆死去的尸體;同樣的荒唐和戲謔還在之后哈利辦公室的一場槍戰(zhàn)中,本來兩個小偷是為了把槍取回來送給哈利,但是卻意外地與哈利和他的手下交火,之后兩敗俱傷,讓艾德一幫人撿了個便宜。
兩次槍戰(zhàn)給人的荒唐感,毫無疑問是因為電影中人物自帶的“信息盲點”,他們要不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xiàn)在正確的地點,要不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xiàn)的錯誤的地點,因為所謂的“正確”只是因為與角色直接聯(lián)系的一方給出,但是“錯誤”卻是因為角色所不知道的另外一方存在,這樣的“信息盲點”其實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但是蓋·里奇通過復雜的關系鏈條將眾多直接不相關、但在總事件中相關的勢力或角色嵌套進入同一個敘事體系中,就呈現(xiàn)了一種“結(jié)構性”的幽默,而不是角色本身的“無厘頭”行為幽默、或者“卓別林式”的諷刺性幽默,因為《兩桿大煙槍》中的每個人在自己的小單元故事中并沒有做錯,有些甚至做的很精明,但是一旦把這些小單元的精明放置在大敘事體系中,就會顯得滑稽而令人噴飯。

主角的缺失,記錄式敘事
如果我們再把里奇的第二部電影——《偷拐搶騙》拿出來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除了“信息盲點”造成的黑色幽默,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就是戲劇中主角位置的缺失,代而呈現(xiàn)的則是一種群像出場的展示。94年的時候,昆汀在他最出名的作品——《低俗小說》中就曾利用過這種角色安排手法,所謂的主角開始被架空,當然昆汀利用了章節(jié)敘事的方式,在特定的章節(jié)中,存在主角和配角,但是如果反觀整部電影,則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威利斯,還是烏瑪·瑟曼,都是大敘事體系中的一部分群像。
而蓋·里奇在《兩桿大煙槍》中更是把這種“主角的缺失”發(fā)揮到極致,各路人馬齊上陣,每個人都處于場面失靈的位置,每個角色都是不可控制的,這種不可控制與里奇電影中的“無政府主義”交相輝映。當然電影開頭的部分出現(xiàn)過兩個巡警,除此之外,警察基本觸及不到電影中所有的人物行動,更離奇的是,當一個交警查牌的時候,被兩幫匪盜直接打暈,痞子風味的街頭人物構成了里奇電影行動靈魂,他并沒有客觀全面地敘述這一混亂的事件,而是狡猾地躲在事件發(fā)生的短暫時間中,用攝影機偷窺所有人的行動,雖然每個人都在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但是在攝影機中呈現(xiàn)的則是一種反諷,里奇讓觀眾成為了看小丑表演的具有敏銳視角的座上賓。

除了滿足觀影者智力上的優(yōu)越感,里奇的兩部電影中還充滿了一種世俗化的道德同情,盡管這種同情具有濃郁的黑色味道,在《兩桿大煙槍》中,最后的獲利者是大克里斯,這位身材魁梧的黑道打手秉持異常嚴格的禮貌和禮節(jié)。雖然里奇在此處展露了鮮明的諷刺味道,但是影片最后,的確錢落他家,而最值錢的“兩桿大煙槍”則是用一種開放式的懸疑來打趣觀眾的眼睛,同樣的手法被利用到了《偷拐搶騙》的結(jié)尾,最后的鉆石雖然落入了土耳其的手中,但是艾維卻一樣得知消息,事后會發(fā)生什么?無人得知。

“倫敦痞子”里奇的聰明和滑頭與“諾克斯維爾痞子”昆汀的血腥和粗糙總讓人覺得他們師出同門,但是其實不然,里奇的故事線索更帶有一種技術控和設計感,這種世紀末的后現(xiàn)代解構風格,應用到倫敦街頭社會中,總是充滿了虛無和荒誕,和他同樣出身,在世紀末90年代發(fā)跡的丹尼·博伊爾一樣,《兩桿大煙槍》給后世的力道,可能并不一定有《猜火車》的靈性和放肆,但是它試圖為“電影怎么拍”提出一種范式,并且它是可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