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晉史學家。他少好學，就有志于史學事業(yè)，對于《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蜀漢天文學家），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太康元年（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xiàn)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年）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度龂尽分械摹段簳?、《吳書》，主要取材于這些史書。當時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妒駮返牟牧鲜怯申悏鄄杉途幋蔚?。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fā)現(xiàn)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后來都失傳了。
《三國志》主要善于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边@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jù)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tǒng)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tǒng)。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tǒng)，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tǒng)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chuàng)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因黃皓弄權，陳壽不肯阿附黃皓。因此被遭排擠。蜀漢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于現(xiàn)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三國志·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于蜀的緣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xiàn)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shù)?！妒駮分械脑S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
取材精審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以至重傷而死。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tài)度。
行文簡明干凈
《三國志》行文簡明、干凈。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断戎鱾鳌酚洸懿倥c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shù)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jù)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tài)，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品題人物
陳壽在書中表現(xiàn)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孫策、孫權是英杰，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tǒng)、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庇纱丝梢?，《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系復雜，歷史與現(xiàn)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xiàn)。
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xiàn)。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p>
《晉書?陳壽傳》關于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shù)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shù)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稌x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庇纱丝梢?，《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tǒng)，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tǒng)，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笨磥恚瑥臇|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tǒng)之爭，無不具有現(xiàn)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fā)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迸u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于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后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xiāng)公被殺之事，據(jù)《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與司馬昭沖突，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zhàn)“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tǒng)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jù)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壽所處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處于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于范、歐陽?！?/p>
陳壽的《三國志》是從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開始記載，重點也是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歷史為主，并不是以晉朝結束三國統(tǒng)一為主，對三國中后期的歷史事件記載簡略。這不是陳壽故意維護魏晉，不顧歷史事實，因為當時王隱的《魏書》是記載魏國歷史為主，陳壽在創(chuàng)作《三國志》時沒有完全局限于魏國歷史，也是不愿與王隱的著作重復，他沒有過多記錄司馬氏的所作所為，是因為當時晉朝正在準備《晉書》的創(chuàng)作，正為年限起始爭論，但是已經著手準備了，張華、杜預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晉書》創(chuàng)作。陳壽在寫三國歷史時，不過多寫司馬氏是不愿與當時《晉書》的創(chuàng)作準備工作沖突，在陳壽書中雖然沒有記述司馬氏的隱諱，但是也沒有記載司馬氏的很多歷史功績、言行，不能說他是故意為司馬氏回護。陳壽的《三國志》以東漢末到三國的中期為主，總體上是真實可以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