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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耳語者》完畢

農村的不平衡尤其嚴重，許多農民士兵選擇不回去，留在城鎮(zhèn)落戶，因為那里的工廠需要人手。有的村莊，當初離家奔赴前線的士兵竟一個也沒回來。

戰(zhàn)爭期間長大的一代學生，與 1941 年之前長大的相比，思想更為獨立。在戰(zhàn)爭中，許多年輕人已接觸到成人世界，經常聽到對政權的批評。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但他們的親身經歷使自己養(yǎng)成了特殊的獨立個性，并與蘇維埃的宣傳和共青團的循規(guī)蹈矩保持一定的距離。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會在肖像前，一邊畫十字，一邊自言自語，像是在做祈禱：“卡爾 · 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與大學朋友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每周在公共圖書館聚會一次。像 19 世紀地下革命者一樣，學習小組中的友誼全以政治原則為基礎。

列寧格勒的黨領導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術官僚，相信蘇維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戰(zhàn)爭期間晉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寧格勒前主管安德烈 · 日丹諾夫的提攜。戰(zhàn)后，日丹諾夫負責黨組織，還掌管意識形態(tài)和外交政策。

戰(zhàn)后幾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經濟的逐步相融。每年約有 50 萬古拉格勞工外包給民用部門，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門抱怨勞動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約同樣數量的自由勞工，大多數是專家，在古拉格的工業(yè)部門領薪工作。古拉格系統(tǒng)越來越趨向于物質獎勵，即使在應付強制勞工時也是如此。勞改營的居民變得愈益不羈，難以控制。

在蘇維埃精英的治理原則中，專業(yè)能力已開始取代無產階級價值。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立于 1942 年，旨在吸引西方猶太人對蘇維埃戰(zhàn)爭的援助，但對許多成員來說，包括杰出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演員、歷史學家、科學家，更為廣泛的目標是提倡蘇聯的猶太文化。要實現這一目標，戰(zhàn)后初期相對來說還算有地利人和。

像法捷耶夫一樣，西蒙諾夫最終還是向強硬派的壓力低了頭。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階層的位置，認為必須加入反對猶太人的運動，以證明自己的忠心耿耿

對絕大多數蘇維埃人民來說，無論斯大林的死亡意味著什么，卻都不是擺脫恐懼。事實上，反而可能增加他們的恐懼，不知道未來將有怎樣的災難

即使獲得平反，也得不到相應的道歉，更不用說在勞改營浪費的寶貴年華。在大多數官員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

在黨外，無畏之士視赫魯曉夫的講話為討論和質疑一切的信號，知識分子率先發(fā)言。畢業(yè)于莫斯科大學的柳德米拉 · 阿列克謝耶娃回憶：“蘇共二十大結束了我們對蘇維埃制度的暗自質疑。”她后來加入持不同政見者的群體，移居美國。

勃列日涅夫政權對戰(zhàn)爭記憶實施更加嚴密的控制，利用蘇維埃的勝利紀念日來展示人民的忠誠和政權自身的合法性。 1965 年，勝利紀念日成為蘇維埃的法定節(jié)日，黨的全體領導出席排場講究的慶?；顒樱咙c是紅場上的閱兵式。新的武裝力量博物館開幕，浩如煙海的展示品將戰(zhàn)爭記憶提高到崇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