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體命題

1.此心光明（良知與致良知，知善知惡是良知）；

2.此心無垠（心外無物）；

3.此心無界（知行合一，身心靈一致，為善去惡是格物）；

4.此心如鏡（無善無惡心之體）；

5.此心如磐（不動如山）。

二、???天泉證道四句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1.人是社會性動物，人性中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這些屬性本身無所謂善惡，善惡只是社會性的價值評價。有助于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的有助于三贏的，謂之善。自然屬性未必全是惡，社會屬性未必全是善。

2.人性不是純?nèi)徊蛔兊?，而是發(fā)展變化的。人們在社會生產(chǎn)生活交往中發(fā)現(xiàn)、實現(xiàn)、塑造、改造人性。為了未來更美好，人性應(yīng)當向善。在社會實踐中人性由善惡共存走向越來越善！

3.善指的是善的因子，善的意識（意），而非善的行為。道德意識（善念）和自由意志自由選擇（善行）的結(jié)合才能真正完成善。有善念（意）時不一定有善行。善念走向善行，有環(huán)境、條件因素的影響。內(nèi)在自覺自愿自為，反求諸己，反身而誠，養(yǎng)成浩然之氣不斷發(fā)散擴充。外在，禮法制度規(guī)范約束，一方面以社會改造、社會規(guī)范化性起偽（對個人而言去惡，對社會、群體而言形成良好社會環(huán)境。）

4.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是腦、心、靈的結(jié)合（體），可以理性思考、感受感覺、直覺頓悟，可以產(chǎn)生思想意欲（用）。體用（屬性功能）本身無善惡。思想意欲（意）有善惡，良知可以判斷思想意欲是善還是惡（良知也是一種意，思想意識）。格物則是行為選擇。人生而有良知，良知是道德倫理意識，明曉是非善惡。是評價標準。

5.心是體，意（思想意欲）是用。意有多種，良知也是意的一種，就其內(nèi)容本身而言屬于善之意。要向善，就要反復不斷地誠意。

6.朱的“理”（道心）高高在上，凌駕萬物，外在異己，忽視主體的自愿自覺。王的“心”則把它拉到內(nèi)心，只有內(nèi)心真正認可接受的理才能有效地影響你的行為，否則只是束縛你的桎梏。王沒有否定理有外在客觀的一面，但強調(diào)于我內(nèi)心、化入血脈溶入情感融合心靈的理，強調(diào)心要在與外界的聯(lián)系中在社會交往實踐中把握理。（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此心在物即為理）。王講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致良知，重在強調(diào)人的向善性，人的能動性主體性，自覺自愿自為。

7.王的“心”指的是可以體認踐行“道心”之“人心”。道心可以也應(yīng)當為人心所體認。當人心去體認道心時，便是意之動，此意所體認到的道心為良知。因此，道心＝良知＝體認道心之人心。王和朱之間的距離并不遠。

8.人性本身比較抽象，談善惡應(yīng)當從思想意欲及行為選擇上來入手。因此，關(guān)鍵在于錘煉意（誠意）和行為（格事），在世上磨，在事上練，在社會實踐中改造和發(fā)展，體認和擴充。

9.人是自然存在物，有自然屬性，受制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則。這是人的有限性。同時，人又是理性存在者，可以遵從理性法則，可以讓理性為自身立達，以良知和自由意志超越某些自然屬性所導致的有限性。這就是人的社會性、無限性和超越性，也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燦爛星空位我頭上，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們敬畏自然法則，敬畏無限的宇宙，同時我們敬畏內(nèi)心的道德律令和良知。敬畏良知遵從良知，并以自由意志自由選擇來踐行，這便是善的體現(xiàn)。

10.良知要向內(nèi)體認，從這個角度上，良知與致良知說和神秀的偈語類似：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11.無善無惡心之體：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三、心外無物

心外無物，心即理。毫無疑問，是存在有一個客觀世界，這一點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這個客觀世界是一個被主觀世界所感知認識發(fā)現(xiàn)的世界，是一個在主觀世界里不短更新變化拓展邊界區(qū)域的世界，概而言之，是一個主觀世界眼里的客觀世界。不被感知到的世界（不是不可知的世界，不可知的世界本身已經(jīng)承認其存在，只是目前的條件無法探索了解。不被感知到的世界或事物則是指存在與否不確定。）未必不存在，卻必然不能肯定它的存在。人（包括某個人或人類整體）不能覺知到的事情，你當然不能肯定。所以，在認識世界個改造世界的時候，當然不會把不被感知到的世界納入認識和改造的范圍。因此，從認識和改造的現(xiàn)實意義上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客觀世界，而是主觀世界所認識所包容的世界。這就是心外無物。

四、知行合一

“自宋代以來，中華文明的思想圍繞著打通內(nèi)外，打通知行而展開。朱子的理是靜止的，且高懸于人之外的。陽明把天之理化為人之良知，賦予理以活潑的生命感，為知行合一邁出了一步。毛澤東思想則進行了徹底反轉(zhuǎn)，以外部實踐為本，以實踐聯(lián)結(jié)身心與外部世界，在實踐中激蕩身心，激發(fā)認識，激發(fā)覺悟，獲得鮮活深刻的生命體驗，從而實行了知行合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只是針對文藝理論，更主要的是顛覆士農(nóng)工商傳統(tǒng)的倫理秩序，重建更為民主平等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在這個新的大眾取向的倫理秩序中，士的實踐，找到了現(xiàn)實的依托，那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通過這種與人民生活實踐的打成一片，士的實踐，士的覺悟，得到了源頭活水的滋養(yǎng)，深深體會到了中華民族內(nèi)在生命的脈動，從而實行了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而民國大師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學的舊框架中，沉浸在一個毫無生氣的理的世界中，沒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實踐中來，找不到與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內(nèi)在生命與外部世界的疏離，導致一種隔膜，導致生命的萎縮，從而產(chǎn)生知與行的斷裂。因此，誰拒絕了毛澤東思想，誰就自外于中華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進程之外。經(jīng)學有文質(zhì)互變，世之治亂的歷史觀，到了理學遺失了歷史觀，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缺失了有縱深的歷史觀，就失去了開闊的視野，格局變得狹小，從而學術(shù)思想只能治內(nèi)，治個體，而不能治外，治共同體，這是宋明理學的缺陷。隨著清代經(jīng)今文學的重興，歷史觀也得到了恢復。不無巧合的是，中國人最終選擇了擁有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而非欠缺史觀的自由主義，這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內(nèi)在進程的需要。史學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自延安時代開始，有了鮮明體現(xiàn)，不斷地號召研究歷史，總結(jié)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都分別開創(chuàng)了新的時代?！保ㄗⅲ哼@一部分來自觀察者網(wǎng)觀察員愛愛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