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與小偷:一位埃及同志的出逃記

在埃及,同性戀群體依舊生活在不安中。一名年輕的同志Manu,不斷遭遇同胞的恐嚇與污名,甚至被戀人搶劫、施暴……失去希望后,他決定出逃。

故事時間:2011-2019年

故事地點:埃及、德國

Manu是一步一步逃離埃及的。他先飛往塞浦路斯,因為那里有一家能幫助他獲得簽證的旅行社。隨后在Larnaca呆了幾天,又在Nicosia(都為塞浦路斯城市)紋了身,然后返回開羅。他的下一站是沙特阿拉伯。

對埃及人來說,如果去麥加朝覲,就會很容易拿到簽證,況且Manu在那個國家還有一個親戚。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同性戀男子以前往麥加朝覲為由逃離一個穆斯林國家,但Manu只希望自己能夠順利拿到簽證。

在麥加大清真寺,他獨自坐在庭院,從午夜一直到黎明,因為他喜歡大清真寺晚上的樣子。他的教名叫做穆罕默德,盡管早就放棄了信仰,他還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長大。

他發(fā)現(xiàn)自己仍然想著能有一次繞天房朝覲的經(jīng)歷,所以他按照慣例繞著天房逆時針走了七圈,又七圈。這是是典型的Manu作風:他從不半途而廢。

2011年秋天,我和家人搬到開羅,Manu是我們遇到的第一批人之一。那年早些時候,埃及前總統(tǒng)胡斯尼·穆巴拉克總統(tǒng)在阿拉伯之春期間被推翻,在我報道解放廣場的抗議活動時,Manu擔任我的翻譯。

后來,他在《衛(wèi)報》開羅分社謀到了一份研究員的工作。雖然我們很少在一起工作,但我們?nèi)匀怀蔀榱擞H密的朋友。他30歲,英俊,光頭,眼窩深陷。我們相識不久之后,他就向我袒露了自己的同志身份,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同志。他告訴我,他自小就學會了要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舉止。

他的逃離計劃也十分周密。他仔細研究了哪些國家為同性戀者提供庇護,德國似乎是最可行的國家。但由于持續(xù)的難民危機,那時候已經(jīng)很難獲得德國旅游簽證了。

因此,Manu打算說自己是一個普通的游客,以此來說服德國當局他沒有逾期滯留德國的企圖。在2016年, 也是我在埃及的最后一年,他試圖將自己的存款兌換成美元,所以每當我需要當?shù)刎泿诺臅r候,都會找他換錢。

在經(jīng)歷了政治不穩(wěn)定的5年后,埃及黑市里的美元兌換價格是政府規(guī)定的兩倍。Manu并不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想離開的埃及人。

那年6月,在我和家人搬回科羅拉多的前一晚,Manu趕在午夜前來道別。當他看到我們行李時,他笑了:十四個包,兩個兒童汽車座椅,一輛雙人嬰兒車。

而一些行李才剛剛打包到一半,我的妻子Leslie和我在過去的一周里幾乎沒有睡覺。那年的穆斯林齋月在6月,所有地方的營業(yè)時間都是不固定的,甚至一些簡單的任務都要被拖到地老天荒。我突然意識到,任何看到這個亂糟糟公寓的人都會推測,我們才是逃離這個國家的人。

幾個月前,Manu曾前往伊斯坦布爾。下一站是開普敦。告別的時候我祝他好運,他主動提出第二天來幫我們,但我拒絕了他的好意。毫無疑問,對于我們而言,離開開羅是易如反掌的。

黎明的時候,一輛面包車在外面等我們。我們通過常用的租車服務安排了這輛車,但司機是個新人,看上去不太友好。他抱怨我們的行李。當我試圖裝上兒童汽車座椅時,我發(fā)現(xiàn)后座的安全帶壞了。

幾個朋友來為我們送行,其中包括司機Hany,那一年他每天下午接我們6歲的雙胞胎女兒Ariel和Natasha放學。他的豐田車有好用的安全帶,他提出載我和雙胞胎去機場,讓我的妻子Leslie坐面包車看著行李。途中,Hany和女孩們用阿拉伯語唱著兒歌。

“Mama zamanha gaya . . .”(媽媽快來了…)

他對我們的雙胞胎很溫柔。幾天前,因為即將離開,他們?nèi)齻€人放學回來時都流了眼淚。我意識到去機場的行程將會成為我們對埃及的最后回憶,于是我用手機拍攝了他們唱歌的畫面。

“媽媽快來了…”

航站樓里并不是很忙碌。在值機柜臺,我檢查一遍我們堆積如山的行李:一輛雙人嬰兒車,兩個兒童汽車座椅,和十二個包。

我又數(shù)了一遍。

然后是一陣慌亂——給Hany打電話,給面包車司機打電話。兩件丟失的行李都是隨機行李,但兩名司機都說,我們并沒有把它們落在車上。我給Manu發(fā)短信,讓他與兩個司機和租車公司的負責人再核實一下,以防我在說阿拉伯語的過程中漏掉一些細節(jié)。

我也給我們街區(qū)的垃圾工Sayyid打了電話,因為他去過我們的公寓。Sayyid記得我們把兩個隨機行李都帶到了路邊。

一件行李里裝著我的電腦,兩臺相機,和大約八百美元的外幣。我的工作文件都被備份在Dropbox上,但是因為我們網(wǎng)絡有一些問題,我一直沒能同步我的照片和視頻。

所以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復制了兩遍到便攜式硬盤上。Leslie最近去了兩趟長途研究旅行,在幾個筆記本上寫滿了各種素材——她打算寫一本關于埃及的書。

通常她會立刻轉(zhuǎn)錄整理自己的筆記,但由于最近過于忙碌就耽擱了。我將備份的便攜式硬盤和Leslie的筆記本裝在了第二件隨機行李中,讓它們與電腦分開。

第一件或者第二件隨機行李——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沒什么不同。Manu告訴我,租車公司的老板似乎很緊張那位司機。他復述了老板的話:“這是我第一次雇這個家伙,在此之前我并不認識他?!?/p>

在機場,一個昏昏欲睡的警察躺在行李安檢機旁邊的椅子上。他對Leslie和我說:“你們需要聯(lián)系美國大使館?!彼忉尩?,美國大使館出具失竊報告后,警方才可以調(diào)看監(jiān)控錄像。

“但是大使館現(xiàn)在還沒有開!”我說。

“那就等到大使館開門?!?/p>

我們懇求說航班即將起飛,但是這位警官并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在整個對話中,他都沒有從椅子上站起來過。這或許是丟行李最糟糕的時間——大多數(shù)因為齋月而要禁食的穆斯林正在準備享受他們的封齋飯。

飛機起飛后,Leslie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寫下兩次研究旅行期間她能記得的一切。我們的女兒Ariel 和Natasha安靜地坐在座位上看書。我開始意識到,我們剛剛失去了過去一年拍攝的幾乎所有的家庭照片和視頻,我翻了一下手機上僅存的幾張照片。唯一的視頻拍攝于當天早上。

“她帶著一只鵝和一只鴨子說,‘呱呱呱!’”

在科羅拉多,一位朋友建議我們用iCloud上的“查找我的電腦”功能,這項功能可以追蹤到任何聯(lián)網(wǎng)的注冊設備。當我登錄iCloud時,它讓我看到了位于尼羅河西側(cè)吉薩貧民窟的谷歌地圖圖像。

從獵戶座衛(wèi)星(美軍的偵察衛(wèi)星)的角度看,這個社區(qū)看起來就像一塊銹跡斑斑的電路板:小巷環(huán)繞著無盡的方形屋頂,灰色和棕色在視覺上幾乎無法區(qū)分。但是,其中一個屋頂在屏幕上被標記著藍點。

當我們的飛機還在空中飛行的時候,在那個藍點下方的某個地方,有人把被盜行李中的那個舊iPod Touch開了機。

我們嘗試去聯(lián)系我們認識的每一個在開羅有門路的人:美國大使館的朋友、歐洲大使館的朋友、與政府有合作關系的朋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解釋說,他們沒有辦法出具失竊報告。他們認為那個警察因為不想處理這個麻煩而誤導了我們。一位美國外交官寫道:

“如果沒有警方的報告,埃及當局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即便有了警方的報告,我也沒法指望這份報告能幫你們追回丟失的財物。雖然聽起來不太令人愉悅,但是警方不可能在尋找你的物品上投入太多精力。”

我們回到科羅拉多的第一天后,那個藍點便從衛(wèi)星圖像上消失了。我相信小偷已經(jīng)扔掉了那個過時的iPod。多年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晚上在女孩們的臥室里播放海浪的聲音,以蓋過禱告的聲音和其他的城市噪音。

我問Manu,我們是否應該派人去藍點所在地周圍,遞消息說我們愿意付費贖回移動硬盤和Leslie的筆記。Manu說道:“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陷阱,然后扔掉你們所有的東西。”

Manu認為,除了讓警察搜查那幢建筑外,我們別無選擇,他表示愿意協(xié)助幫忙。在所有我聯(lián)系過的人中,包括外交官和在當?shù)仃P系較多的人,唯一一個相信自己能督促埃及警察幫我們破案的,居然是一個正在準備逃離埃及的同性戀。

我第一次見到Manu時,他和一些外國人在開羅的使館區(qū)合租了一套破舊的公寓。在埃及,一個未婚的人與家人分開居住是很不尋常的,Manu的五個哥哥姐姐會時不時地安排他去和女孩兒相親,但他發(fā)現(xiàn)找借口不去很容易。

在周末,他會在散落于開羅市中心的隱秘酒吧里痛飲。他經(jīng)常去同志據(jù)點,比如橫穿尼羅河直達解放廣場的Qasr al-Nil大橋。他的許多朋友都來自于一些意料之中的團體:自由派、活動家、外國人、和其他的男同性戀者。

但他也和我意料之外的人有交集。有幾次,我拜訪他的公寓的時候,碰到他和附近不遠的警察學院的學生玩在一起。他們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保守的警察,但是他們喜歡Manu的陪伴。

還有一個叫Tariq的年輕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他常來參加Manu和他的室友們舉辦的聚會。這些聚會上的一切元素,包括喝酒、同性戀者的存在、未婚男女同處一室,都足以將一個伊斯蘭教徒逐出教門。但是Tariq總是出現(xiàn)在聚會上,并自我享受。

Manu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特質(zhì)似乎很吸引他的同齡人。埃及社會對青年人很苛刻,一部分原因是年輕人太多了,超過60%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工作機會一直供不應求,而來自家庭的壓力迫使年輕人們盡早結(jié)婚。

主流社會推崇性別隔離,性壓抑像一座大山壓在年輕人的心上。尤其是年輕男性,他們往往不安分并略顯暴躁。

然而Manu在小時候就已經(jīng)承受了其中的一些壓力。他在蘇伊士運河北端的省城塞得港長大。他的父親經(jīng)營著一家成功的咖啡店,但是他對員工很嚴厲,到了晚上他會通過抽印度大麻來放松。

他常常毆打Manu。年輕的Manu很有語言天賦,他懇求他父親送他去一所私立的英文學校就讀,但遭到父親的拒絕。于是Manu自學了英語,順便學了意大利語。

在埃及,大多數(shù)公立初高中實行男女分校。當Manu和他的男同學們長到十幾歲時,他們的社交和打鬧開始摻入性的因素。有時候,男生會以一種玩笑的方式裝成女生,然后其他男孩會摸他,抓他。

男孩們私下里進行更親密的行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Manu對一個好看的男同學產(chǎn)生了興趣,很快他們就開始發(fā)生性行為。幾年后,兩人的關系結(jié)束,Manu和另一個男孩在一起了。

他不想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解。在90年代的塞得港,除了一個具有詆毀性的阿拉伯語詞匯khawwal(相當于死基佬或faggot)之外,沒有一個合適的詞匯來稱呼一名同性戀者。Shez ginseyan是一個更為正式的形容同性戀者的術語,它的字面意思是“性變態(tài)”。就Manu個人而言,“變態(tài)”這個字眼完全無法描述這種被大多數(shù)同學喜愛的行為。

Manu和他的第二個男友有著激烈卻沉默的性愛體驗,他們從未直接討論過他們的關系。卻以“足球”為彼此的暗號。如果想做愛,一方就會說“我們?nèi)ヌ咦闱虬伞薄?/p>

這個男孩似乎被他的欲望所折磨,他會時不時中斷與Manu的戀愛關系。但是在相處的四年時光中,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使用那個暗號:“我們?nèi)ヌ咦闱虬伞!?/p>

多年后,Manu搬到了開羅,希望過上更加開放的生活。和大部分生活在首都的同性戀者一樣,他將英語單詞“gay”和“straight”(“彎”與“直”)融入了阿拉伯語。但是他并不信任這些標簽。在塞得港的經(jīng)歷讓他相信,性向是流動的,這種想法在埃及有著悠久的歷史。即便那個污蔑性的當代詞匯khawwal,也源于一個形容變裝男舞者的古老詞匯。

一個多世紀前,這些變裝者是婚禮和其他活動中廣受歡迎的藝人,他們被認為可以與男性發(fā)生性行為。這一傳統(tǒng)早已消失,但Manu認為它余響不絕。他覺得如果男人被男人包圍,并對同性接觸心照不宣,那么這些男人就有可能會跟同性發(fā)生性關系。之后,由于社會需要傳統(tǒng)的婚姻,這些男人大多會以異性戀的身份生活。

回到塞得港時,Manu有時會碰到他高中時期的男友們。他們都對曾經(jīng)共享過的秘密不置一詞,但Manu覺得和他的第一個男友交談會相對容易?,F(xiàn)在他已結(jié)婚生子,Manu認為他把過去的那段關系,當成年輕時無害的狂歡。

不過,他的第二個男友至今未婚,也沒交過女朋友。據(jù)Manu所知,他不再與男性發(fā)生性關系,并且已經(jīng)移民到觀念比埃及更保守的海灣國家工作。有幾次,Manu在塞得港碰到了他,氣氛很尷尬。

見到他之后,Manu感到沮喪。他意識到,曾在第二個男友體內(nèi)燃燒的沉默而強大的愛欲如今已漸漸熄滅,他甚至變得麻木:沒有言語,也沒有情感。

Manu發(fā)來電子郵件,向我們匯報他尋找失竊行李的進展:

“昨天我去了機場兩次,吉薩的派出所一次,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寫那份報告……”

我給他發(fā)送了偵查衛(wèi)星的截圖,連同包里的物品清單:一些衣服,一雙涼鞋,兩雙童鞋,和一本《亞歷山大四重奏》。機場的警察指示Manu去找吉薩的警察;而在吉薩的警局,他們把Manu送回了機場的警局。

對于填寫失竊報告所需的內(nèi)容,兩個警局也沒有達成共識。一個多星期后,某個機場的工作人員終于告知Manu,所有的安全錄像只會被保留7天,然后就被抹去。

Manu警察學院的朋友們也提供了零星幫助:一個叫Bahgat的人給我了一些前后矛盾的建議;一個叫Magdy的人沒幫上一點忙,盡管他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像那么回事……

幾個星期里,我一直都在登陸iCloud,但什么也沒出現(xiàn)。似乎是時候該放棄了,但有一天早上,當我登錄去看最后一眼時,我又看到了那個藍點。iPod還在吉薩的那幢樓里。

一些律師告訴Manu,如果Leslie和我能拿到駐外政府代表的文件,多少會對案件有些幫助。我們開始給埃及駐休斯敦領事館打電話。與此同時,Manu不斷敦促警察辦案。他過去曾是警方的目標,所以我告訴他,一旦覺得情況對他不利就停止幫我們找行李。但是他堅稱這次是不一樣的:他現(xiàn)在是報案人。

2012年初的一天深夜,Manu正在回公寓的路上,街上的一名年輕男子走近了他。那名男子自稱名為Kareem,是一名應征部隊的士兵,由于與指揮官發(fā)生爭執(zhí)當晚無法返回基地。他從一包嶄新的萬寶路香煙里抽出一支給Manu。

這個牌子的香煙并不是一個新兵能負擔得起的,Manu理應對此警覺。但是因為離家很近,他沒有察覺到可能的麻煩。當Kareem抱怨天氣寒冷時,Manu順其自然地邀請他來自己的公寓喝茶。

一進公寓的門,Kareem就變了臉。他說,他知道Manu是個基佬,并威脅要曝光他。Manu向他的室友,一個大只的奧地利人求助,奧地利人把Kareem從公寓里趕走了。

Manu懷疑這是個圈套,他跑到了外面希望能逃走。但警察已經(jīng)等候在外面了,Kareem也站在中間——他是一個便衣警察。

警察們把Manu押回他的公寓。他們沒收了他與外國記者合作時用的筆記本,然后將他送到最近的一個警局看守所。

在那里,兩名警察準備寫一份犯罪報告,并大聲向Manu朗讀了Kareem關于所謂事件的敘述:“他讓我和他上床。我告訴他:‘不, 我不能這么做。’ 但他的兩個朋友抓住了我?!?/p>

這份報告聲稱,Manu的外國室友們參與了一起強奸未遂事件,但一名警察擔心外國大使館可能介入這個事件,于是他把外國人的參與從報告中刪除了。報告中的其他細節(jié)也是現(xiàn)場編造的。報告完成后,指揮官說:“帶他去醫(yī)院,做個肛門檢查。”

2010年,亞歷山大警方將28歲的Khaled Saeed毆打致死,此前他正坐在一家網(wǎng)吧里。Saeed受過教育,也沒有前科,尚不清楚他為何被警察盯上。

尸體照片后來被傳上網(wǎng)絡,公眾爆發(fā)了強烈的抗議。這次事件誘發(fā)了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場抗議——當天是1月25日,埃及的全國警察日。

穆巴拉克下臺后,涉嫌Saeed案的兩名警察被判了很短的刑期。而警察改革這一更大的議題依舊懸而未決,部分是因為埃及的專制統(tǒng)治并不能被當作一個政治體系,它更像一種籠罩全國的高壓,而壓抑的氣氛讓政治氣候變得難以預測:警察大都看似懶惰,但暴力執(zhí)法隨時都有可能發(fā)生,也沒有規(guī)則去限制這種行為。這使得改革舉步維艱——僅僅推翻一個或一群領導者是遠遠不夠。

例如,在埃及并沒有明確的法律將同性戀定罪,但男同性戀者常因“道德敗壞”受到起訴。每當警察突襲同性戀據(jù)點,都會例行強迫他們接受肛門檢查。

Manu被捕后,警察將他銬了起來,帶到一家醫(yī)院。當醫(yī)院工作人員表示并沒有設備做這項檢查后,他們又帶著Manu去了第二家醫(yī)院,同樣遭到了拒絕。在去第三家醫(yī)院的路上,他們被傳喚至檢察官的辦公室。

檢察官質(zhì)問Manu為什么不試圖在街上跟女孩搭訕,“偏偏勾搭男人?” 他說,“你這個khawwal(基佬)!”他不停地嘟噥著這一蔑稱,并告知Manu他將被以強奸未遂起訴。但完整的訴訟程序少不了目擊者的證詞,Kareem卻不見了蹤影。

Manu被羈押在看守所時,一名初級警官走了進來,手里拿著Manu的手機?!澳惆謥黼娫捔耍彼麎男χf道,“我跟他講你跟個男人在一起,是睡一起!”

就在遞來手機的時候,他說:“找個人幫你吧。”Manu撥通了他在穆斯林兄弟會的朋友Tariq的電話。Tariq立刻趕到了警局,還帶來了一個律師。

終于,在被扣留了近24個小時后,Manu獲得了保釋。警察并未對Manu進行肛門檢查,而Kareem直到最后也仍未現(xiàn)身。

警察局外,Tariq和一些朋友都在等著,其中還有一個被Manu父親叫來的住在開羅的遠房親戚??吹接H戚的那刻,Manu意識到那位初級警官一定是在電話里告訴了父親實情,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沒法在塞得港露面了。

之后幾周,律師向Manu要了約三千美元的費用來賄賂官員。此后,該律師表示檢察官不會繼續(xù)調(diào)查此案,但卻并未結(jié)案。為了安全起見,Manu搬離了使館區(qū)一帶。

他一直沒弄明白是什么導致了這次突擊檢查,或許是鄰居起了疑心懷疑Manu是個男同性戀,又或許是警察想脅迫Manu揭發(fā)與他共事的記者。但為何警察不再跟進?Kareem費盡周折給他下套,卻為何沒有在檢察官辦公室里現(xiàn)身?以及,為什么那位初級官員把Manu的事情抖露給他父親后,卻還允許他給朋友打電話?在一個沒有明確政治體系、警察既無能又殘暴的國家,這些疑慮是無法被消除的。

在2012年春天,穆斯林兄弟會的穆哈默德·穆爾西競選埃及政變以來的第一任總統(tǒng)。Tariq為競選奔走的同時仍然時不時關心Manu的近況。

他從未透露自己對Manu同性戀身份的看法。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而言,對待同性戀的立場本該是毫不含糊的:穆兄會的領導者們早就宣稱同性戀違反伊斯蘭教教義。

那段時間我與Tariq頻繁會面,他相信Manu是因為記者的身份才被盯上的,“他太容易輕信別人,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p>

我無法判斷Tariq是否接納了Manu的性向,或者他只是假裝毫不知情。埃及人經(jīng)常對一些顯而易見的事避而不談,他們的行為在外人看來是自相矛盾的。

我想或許是因為多重的社會壓力:嚴苛的信仰傳統(tǒng),排外的家族結(jié)構,數(shù)十年來政治與經(jīng)濟的失調(diào)。人們自相矛盾的行為看上去虛偽,卻是在這不完美的大環(huán)境下,生存下去最簡單不過的方式。又或許,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還是一種保留體面的方式。

在科羅拉多,我每天都會盯著偵察衛(wèi)星的圖片看,那個藍點通常會落在吉薩那棟樓的樓頂。這棟樓坐落于一片規(guī)劃無章的棚戶區(qū)中心,里面住了很多開羅及附近地區(qū)的居民。

附近似乎有一個大型的水處理廠,那一排排整齊的圓桶型水艙,從天空俯瞰就像是多米諾骨牌。蘋果設備的位置共享至還可以追蹤到iPod剩余的電量,因此我給Manu發(fā)信息說:

“我發(fā)現(xiàn)iPod又有電了,看樣子他們給它充了電,謝天謝地!前幾天電量還很低?!?/p>

一位埃及駐休斯頓領事館的大使同意為我們的失竊證明做官方認證,前提是它必須是阿拉伯語寫的并帶有公證。于是Leslie和我去了科羅拉多Montrose的一家公證處。公證員雖說,“我不該給我看不懂的文字做公證”,但她還是簽了字。大使蓋章后,我把證明傳給了Manu。

Manu去了機場警局好多趟,終于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警察,這位警察幫他聯(lián)系了藍點附近警局的一名指揮官。跟很多Manu見過的警察一樣,這位指揮官也認為iPod touch似乎是某種高科技追蹤設備,并問道,蘋果公司是否能通過iPod直接拍下小偷的面部。對于Manu的回答他似乎不滿意,但最終他還是叫上了十名便衣警察,他們和Manu一起鉆進了一輛老式的迷你巴士。

一個小時前,我注意到iPod開機了,這距離我們的行李被偷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

巴士在狹窄、骯臟的街道上迂回著前進,直到停在一家昏暗的洗衣店門口。指揮官讓Manu呆在車里。他跟洗衣店老板爭論了一會,回來的時候手上揮著一把沒收的手槍。

洗衣店老板怎么會攜帶武器?警察又怎么會知道?之前怎么沒有逮捕他?Manu只能心里默默思索這些問題。他用GPS衛(wèi)星坐標來導航,車經(jīng)過水處理廠,接著到達藍點標識的那棟樓前。

樓有六層高,指揮官叫Manu和兩個警察下車,一起進了大樓。指揮官是個大塊頭,他身子前傾,隨時準備擠進大樓入口。Manu站在他身后,他第一次從警察的視角來看開羅這個城市。

“這樓都是里守規(guī)矩的科普特基督徒!”有個女人驚恐地說道。另一間公寓里有位老人提到,有個司機住在頂樓。

Manu輕輕推了一下指揮官,并小聲說道:“就是那個司機!”

警察們便噔噔噔地上了頂樓。房門上掛著一張基督像。開門的男人跟他的鄰居一樣恐慌。是的,就是那位司機,就是他去了機場。他拿出一張證明文件——他的名字是Girgis。

警察站在門口,告訴司機他們將要搜查他的公寓。他們沒有出示搜查令,甚至連表明身份的證件也沒有,但司機也并沒有抵抗。

公寓寬敞,裝修也得體。司機的妻子兩個小孩看起來十分驚恐,Manu不得不轉(zhuǎn)移視線看向別處。這時,指揮官示意Manu過來幫忙。盡管Manu不懂得如何進行搜查,他還是打開了一扇柜門,發(fā)現(xiàn)了一雙似乎符合我的描述的涼鞋。

接著警察又在桌上發(fā)現(xiàn)了一部iPod Touch,他讓Manu來檢查。屏幕點亮后,主屏幕上是一對睡著的雙胞胎女嬰。

警察讓司機的妻子和孩子先離開房間,叫司機坐下,又關上了門?!案嬖V我們被偷的東西都在哪兒,”他鎮(zhèn)定地對司機講,“說了就放你走。否則我們會繼續(xù)搜,等我們搜出來了,你就去坐牢吧?!?/p>

抵賴了幾次后,司機招認了,告訴警察去臥室把床墊搬開,下面有兩件手提行李。Manu從里頭翻出一些衣服,兩雙童鞋,一本《亞歷山大四重奏》,四個移動硬盤,兩臺照相機,一臺筆記本電腦,還有Leslie所有的筆記。

在2012年Manu被捕后的第二天,父親來了電話,讓他回一趟塞得港。Manu拒絕了,他知道警察一定毫不掩飾地把他的性向告訴了父親。

小時候,Manu的母親努力地保護著Manu遠離父親的暴怒,不過她已經(jīng)去世多年。在那之后,Manu和父親的關系沒有一點改善。

但現(xiàn)在,父親多次來電并說:“我沒有跟任何人講過任何事?!弊罱KManu答應了。父親熱切地招呼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過Manu被捕的事。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又因一場他認為并不公正的官司丟了生意。他本可以拿Manu來泄憤,可現(xiàn)在他對待兒子有一種未曾有過的溫柔。跟其他親戚不一樣,他不再跟Manu討論以后結(jié)婚的事情。

幾個月后,父親去世。在遺囑里,他最后留給了Manu一份意外的禮物——讓Manu成為他名下公寓唯一的繼承人。在埃及,父親會為有待結(jié)婚的兒子這樣做,但這肯定不是Manu父親的想法。

Manu早就明白,他根本無法預料別人知道他的性向后會如何作出回應。時間久了,盡管有各種風險,他還是決定在開羅不再遮遮掩掩地生活。有一次,警察突擊檢查了一處很有人氣的同志聚點,Manu好不容易得以逃脫,卻不得不搬家,因為住所附近的一個惡棍威脅要用刀子捅他這個“死基佬”。

在搬家期間,Manu向一個在警察學院的朋友尋求保護,并說明了原因。這位年輕警官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性向,事后兩人依然是朋友。

在埃及,認為自己不是異性戀的人,通常都會很難去界定社會對同性戀的態(tài)度。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同志曾告訴我,在十幾歲的時候,他跟自己的堂兄弟發(fā)生了關系,堂兄弟還給過他阿拉伯古典文學中有描繪同性戀情的書單。

他告訴我,“究竟是對還是錯,這個問題一直在縈繞在我的腦海里。”他最終和堂兄弟一樣,結(jié)婚生子,但他還是時常被男性吸引。他沒有把自己當成同性戀,或者雙性戀,他更傾向于用英文中的Queer這一詞來形容自己。

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應當被視為平常的,“在埃及,男性之間的連結(jié)比男女之間更緊密?!彼缡钦f道。

在Qasr al-Nil大橋這樣的聚集點,Manu經(jīng)常碰見一些自稱為直男的男性。埃及的文化中,很少有與女性在私下共處的機會,他們便將這座橋視為完美的替代。

這些所謂的“直男”對于基佬的定義也很奇怪,比如有人會堅持在性事上做主導的一方,因為這樣,他就不會被視為是一個同性戀了。

他們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習慣于保持沉默。不管其他人做了什么,他們都盡量避免提起。有時,Manu的伴侶們似乎負疚感過重,會將其轉(zhuǎn)為言語和行為上的暴力。

他們甚至還會搶劫Manu,這些年他已經(jīng)被偷走了三臺電腦和四部手機。Manu認為,在這種既恐同又充滿男男接觸的文化里,這是不可避免的風險。他解釋道,“他們愛我,也關心我,但內(nèi)心深處又存在著某種東西讓他們恨我?!?/p>

在2014年某個深夜,Manu在Qasr al-Nil大橋見到了一個名叫Ahmed年輕小伙。Ahmed舉止紳士,并與Manu聊了好幾個小時,抱怨著一些年輕男子常會抱怨的事,比如,沒有工作前景,沒有錢,沒有結(jié)婚的希望。

Ahmed看起來像個直男,“起碼用埃及的標準來看”,Manu經(jīng)常會加上這樣的修飾。那一晚他們發(fā)生了性關系。

事后,兩人在Manu的房間里喝酒聊天。當Manu凝望窗外時,Ahmed突然在后面走近,掄起兩個啤酒瓶,接連砸向他的頭部。

他們之前沒有任何沖突,Manu甚至不記得他們都聊過什么。他只記得Ahmed手里拿著看似更重的第三個酒瓶向他走來,他奮力反抗,將Ahmed推出了房間。鎖上門后,Manu鮮血直流地倒下了。

他給兩個外國朋友打了電話,朋友們帶著他去了醫(yī)院。縫了幾針后,掃描顯示Manu顱內(nèi)還有出血。三天后,Ahmed帶著另一個年輕小伙出現(xiàn)在Manu家的門口,他懇求Manu跟他再聊一聊。

Manu站在緊閉的房后渾身發(fā)抖,等那兩個人離開。他不知道Ahmed為什么又回來,又為什么帶著另一個朋友——這些舉動跟他當初攻擊Manu一樣難以解釋。

那個時候我出了趟遠門,回來后Manu看起來有些不一樣了。他頭上留了疤痕,并發(fā)誓再也不去那座橋了。當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經(jīng)徹底終結(jié),穆斯林兄弟會的統(tǒng)治也因一場政變而結(jié)束。

Manu的朋友Tariq像很多年輕的伊斯蘭教徒一樣,離開了埃及。國家安全逐步恢復。但是當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于2015年當選埃及總統(tǒng)后,警察在開羅同性戀據(jù)點的抓捕行動進一步增加。

那時,Manu已經(jīng)做了要離開的決定。當時他仍有被警察逮捕的記錄,在開羅他又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了一名聯(lián)合國難民署的代表,這樣他就有了更多的證明文件。

Manu賣掉了父親在塞得港的公寓,用換來的錢支付出國的費用。他最終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是一條逃離埃及的出路。

在Girgis的公寓里發(fā)現(xiàn)了我們的東西后,警察給了Manu兩個選擇:要么簽署一份說明,表明Girgis只是替我們保管東西而已,這樣的話Manu可以立刻帶著東西離開;要么選擇起訴Girgis,如此一來,我們的東西都會被作為物證扣下,用于警察準備文件、采訪目擊者、與檢察官協(xié)調(diào)等。

“我選擇帶著東西離開,”Manu說。警官看起來很開心,因為這讓他從文書工作中得以脫身。這起盜竊事件自始至終從都沒有被出具過一份正式的失竊報告,現(xiàn)在就連整個案件也沒有了——從法律層面上來講,這個事件從未發(fā)生過。

我們大多數(shù)的外匯沒了,連同丟失的還有幾件衣服,但其他東西都在包里。Manu說Girgis有一輛白色面包車,于是我準備去聯(lián)系租車公司的老板。

我們那個并不友好的司機是哥普特人,盡管他并沒有用Girgis這個名字,因為埃及人并不怎么使用身份證件上的名字。

但隨后,我們舊居處街區(qū)的清潔工Sayyid告訴我們,Hany正在四處講他幫我們找到失竊行李的事情。這讓我有些困惑——我并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們找到了東西。

我知道人們總把Sayyid當作這個街區(qū)的小喇叭,因為他的工作讓他能夠接近每戶人家。我這才意識到,發(fā)生偷竊后Manu第一時間就跟Hany通了電話,但他們并沒有見過面。

我給Manu寫了封郵件。他回復說他之前說錯了,小偷開的是一輛白色豐田轎車,并不是面包車。

Hany的豐田是白色的,他是哥普特人。我通過電郵發(fā)了一張Hany的照片給Manu,照片里Hany幫我接送孩子們從學?;丶遥Φ煤荛_心。Manu回信道:

“(我和警察見到的Girgis)就是他,我很抱歉。”

我無法理解Hany的偷竊行為。Hany并不窮,而且我知道他并沒有計劃要偷這些行李,因為原本那輛面包車才是要載我們?nèi)C場的車。

Hany在這個街區(qū)有不少??停幸淮挝疫€問起他是怎么進入到這一行的。他說我們公寓樓里有位女士曾把貴重物品落在他的車上,他將它們物歸原主。

有一次回開羅,我懷著對這個故事的疑心拜訪了這位女士,但她證實了Hany的話——事實上,有好幾次她把東西落在Hany的車上,他都歸還了。

Manu的建議很草率?!澳銘搹氐讱У羲纳睢保f。“因為他是個操蛋的賊。”但我想聽Hany自己怎么說,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和Manu一起去了吉薩。

我們經(jīng)過那個藏有槍支的洗衣店,路過水處理廠的水艙,到了被藍點所標記的那棟樓。我沒有告訴Hany我們會來,他開門的時候看起來睡眼惺忪。

他帶我們在客廳里落座,坐在了一個抽屜柜上。坐下后,我立即看到放在相框里的Hany和我女兒們的合照。警察來搜捕的時候,這張照片還沒放在那兒。

現(xiàn)在,Hany開始講述他的故事:在我們離開后幾周的某一天,一個男人帶著我們的兩個包出現(xiàn)在這個街區(qū)。Hany拿走了包,一直幫我們保管著。而他并不認識那個男人。

我一口咬定他這是無稽之談。我們有證據(jù)表明那臺iPod剛被偷走就出現(xiàn)在Hany的樓里了,而且他那天一定還瞎擺弄了其中一臺被偷的相機,因為里面有一小段在他公寓里拍下的視頻。

Manu把衛(wèi)星定位的圖片給他看?!拔覀兪窃诟鷻C器打交道,不是人,”Manu說道,“這不會存在什么誤會。”

我告訴Hany,人們有時確實會做令他們自己后悔的事,我只是想知道事實而已?!澳銥槲覀児ぷ?,你幫我們接送孩子,”我說,“可是你為什么要這么做?”

“我只是在等你發(fā)消息給我。”Hany說。他又說起那個帶著我們行李的神秘男人,但他現(xiàn)在死磕在iPod上,他說自己只是在等待我們通過這臺機器與他交流。

“Sada’ni, sada’ni, sada’ni,” 他說。“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标P于這臺iPod,他與那個警察一樣:在他們眼里,這個外來的物品好像蘊藏著巨大的力量。

Hany一直在說神秘男人和等待我們給他發(fā)消息的事,但他從未承認過自己的罪過。最終,我和Manu離開了。

Manu說他對Hany拿走我們的行李這件事并不驚訝,因為他曾經(jīng)被那些在同志聚點認識的人搶劫過好幾次。“就我而言,他們認為我是khawwal(基佬),所以無論他們對我做什么事都不算是壞事,”他說?!耙苍S這跟你的情況也一樣,因為你是個外國人?!?/p>

他看清了這些看似矛盾的行為——人們可以真誠地愛孩子,但同時也可以搶劫他們的父母。對罪惡的反應被扭曲了,它讓人無法認清或談論自己的行為。

Hany一定是匆忙地決定要偷我們的包,但某些東西讓他沒有繼續(xù)下去,并讓他在犯罪證物上睡了幾周的時間。Sada’ni, sada’ni, sada’ni.(阿拉伯語的“相信我”)

當我檢查iPod Touch的時候,發(fā)現(xiàn)它基本上只被用來做兩件事:在Youtube上聽哥普特基督圣歌和看《貓和老鼠》的動畫。

Hany試圖在街區(qū)散布虛假故事的事很困擾我,所以我去見了Sayyid,把真相告訴了他。不久之后,Hany在街上被車撞了,從此消失在我們的街區(qū)。

“他的腿瘸了,感謝真主!”Sayyid興高采烈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回埃及做研究的Leslie。Sayyid說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認為這是來自神的制裁。

去年春天,我又一次回到開羅。我很驚訝地發(fā)現(xiàn)Hany把車停在了老地方,等待著他的??汀N以噲D離開以避免尷尬的場面,但Hany揮手向我打招呼,一瘸一拐地走過來。他笑了笑,問起我的孩子們。

“聽說你受傷了?!蔽艺f。他拉起褲管——一道丑陋的傷疤留在皮膚上,他還打著石膏?!癝alamtak” 這句話自動從我的嘴里蹦了出來:這是埃及人聽到有人生病或受傷時會說的話。

同樣的,我情不自禁地問起Hany的孩子們,我們禮貌地進行了一番寒暄。我們在公共場合表現(xiàn)得像什么都沒發(fā)生過一樣,這種行為感覺很儀式化。

2016年12月,Manu最后一次去開羅機場。一名護照檢查處的工作人員檢查了Manu的文件,問道,“嘿,穆哈默德(Manu原名)!你為什么要去德國?”

Manu答說要去參加一個演講,隨即把邀請函遞給了工作人員。Manu通過一些關系,設法讓自己參加了由一個柏林的平權組織舉辦的圓桌討論活動。德國大使館毫無疑問地通過了他的簽證申請。

這封德語邀請函上寫著Manu要發(fā)表的演講主題為“埃及革命后的LGBT群體現(xiàn)狀”。從這名工作人員看邀請函的眼神,Manu可以確定他并不知道這封信上寫的是什么。最終,這名工作人員問道:“你要去德國講什么東西?”

“人權?!盡anu答道。

工作人員揮手示意放行。

在柏林,Manu參加了這次圓桌討論,并且拜訪了一名律師。他找到Schwulenberatung,一個為當?shù)豅GBT群體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在阿拉伯之春發(fā)生后,Schwulenberatung開展了一項針對同性戀難民的項目。

一名社會工作者向Manu提供了一封文書,將他認定為難民人群中的易受傷害群體。接著,Manu找到了難民營接待中心。他的柏林律師指導他只須說兩件事:

“我在尋求難民庇護,”Manu告訴難民營的工作人員,“以及,我是一名男同性戀者?!边@是Manu第一次以這種方式向政府工作人員描述自己。

那一年,有超過50萬的難民抵達了德國。難民系統(tǒng)嚴重超荷,Manu陸續(xù)被轉(zhuǎn)移到好幾個營區(qū):明斯特,勒沃庫森,科隆,但他都竭盡可能地讓自己掌握控制權。

在他尋求庇護進行面試時,政府為他提供了一名突尼斯裔的阿拉伯語翻譯官,但Manu拒絕了這樣的安排。他知道他有權選擇翻譯官的語種和性別,所以他拒絕了用母語講述他的故事——他堅信恐同意識深植于阿拉伯語言中。Manu堅持通過英語和一名女性翻譯官來講述他的故事。

駐扎在某些營區(qū)時,工作人員試圖把Manu安置在大型的開放式住宿區(qū)。在這種住宿區(qū)中,男同性戀者曾經(jīng)被攻擊。Manu拿著從非政府組織那兒得到的文書,堅持地要住在更私人化的住宿區(qū)。

最終,他被安排到科隆城外的一處住宿區(qū),這是一個由96個集裝箱改造而成的男性難民收容所,其中3個連在一起的集裝箱,組成了專門為男性同性戀難民而設的居住區(qū)。

我?guī)蚆anu寫過一封證明信,證實他在開羅的經(jīng)歷,所以我們經(jīng)常通電話。到達德國后的第一個冬天,Manu時常感到抑郁。他討厭那個被他形容為“同性戀集裝箱”的住處。

他與五個逃離戰(zhàn)爭區(qū)域的伊拉克人共處一室。他們偷Manu放在冰箱里的食物,所以Manu后來只買豬肉制品,因為那些伊拉克人不會碰這些被視為宗教禁忌的東西。

他們?nèi)家酝詰俚纳矸輰で蟊幼o,但他們同時又堅信同性戀是禁忌。有一次,Manu正準備睡覺,不小心聽到了這樣一段對話:

“總有一天我們得停止這樣做,”其中一個伊拉克人說,“我們現(xiàn)在是可以享受這么做,但總有一天我們得停止?!?/p>

另一個男人表示同意。他們談及有朝一日通過同性戀身份獲得庇護后,要給自己找老婆。

“畢竟我們是穆斯林,感恩真主?!逼渲幸蝗苏f道,“我們知道什么是對錯,我們可以修正自己,但那些德國人卻對于對錯一無所知地活著?!?/p>

后來,營區(qū)的其他難民弄清了為什么這幾個集裝箱是被單獨隔開的。一天下午,一名黎巴嫩難民威脅著要殺死Manu,并大聲叫他khawwal(基佬)。

經(jīng)歷了這么多波折,走了這么漫長的路,Manu感覺自己筋疲力盡——他面臨的還是一樣的詞語和一樣的恐懼。好在Manu并沒有失去他的聰明機智,他的智慧在德國比在埃及更有用處。

Manu立即向警方報告了這起事故,并以此為由向政府申請搬去獨立住所的資金。經(jīng)歷了兩個月的高強度德語學習后,Manu的語言能力能幫著他在郊區(qū)找到一處不太貴的公寓。

那個地方很小,但十六樓的景色卻很棒。搬進新家的那天是Manu在那個漫長冬季里最開心的一天。

去年夏天,我去科隆拜訪了Manu,他外貌上的改變令我驚訝。他戴著圓形耳環(huán),身材非常棒,他瘋狂地去健身房健身。

連他的舉止都變得不同:更松弛,更自然,仿佛內(nèi)心深處某個地方一下子就放松了下來。他告訴我,最近一個在開羅的同志朋友來拜訪了他,并評論道,“Manu,你看起來更基了!”

一個傍晚,在科隆市中心,Manu指著一些明明路上無車卻仍等著信號燈變綠才過馬路的德國路人,說道:“我喜歡這樣,埃及就沒有這樣的系統(tǒng)規(guī)則,無法無規(guī)使我抓狂?!?/p>

去年,Manu取得了他的庇護身份。德國并沒有公開數(shù)據(jù)說明有多少人因為性向而獲得難民庇護,但一名柏林律師Dirk Siegfried告訴我,Manu的案例非常站得住腳,他曾建議Manu不要走尋常的律師代理流程,而是直接申請庇護身份,因為他堅信Manu有能力這么做。

“他能夠講述自己的故事?!盨iegfried說。在科隆,Manu找到一個叫做彩虹難民的組織,他們?yōu)樗淖》可暾執(zhí)峁┝藥椭?/p>

這個組織的前任工作人員Felix Coeln告訴我,有時Manu可以比他更快地找到針對官僚制度問題的解決辦法。Coeln說:“那些可以把自己安置妥當,并能很好處理自己事務的難民,通常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這對于阿拉伯同性戀難民而言通常會非常困難,因為他們無論在國內(nèi)還是在國外都會遭到一定程度的創(chuàng)傷。Coeln提到一名伊拉克難民曾在難民營中遭遇了兩次恐同襲擊,但卻無法離開,因為他在德國社會中無法立足。

“他就像沒了火苗的火焰一樣,”Colen說道,“他在這兒三年了,但連一句德語都不會?!?/p>

在科隆,Manu盡量避免與其他中東人在一起,甚至連互助小組里的阿拉伯同性戀者都不接觸?!叭绻邪⒗嗽谖疑磉叄視X得不自由?!彼f。他相信這種感覺會隨著時間消失。

但Manu也承認,他有時會想,為什么德國人要將自己的國家對他們這樣的人開放。他經(jīng)常會回想起那時同住在集裝箱里的伊拉克人,談論著有朝一日他們要如何停止做同性戀?!澳鞘且欢卧愀獾膶υ??!盡anu說道,“我希望在德國的這些年能改變他們的這種行為?!?/p>

德國有一系列幫助新來人口找工作的德語考試,Manu在第一次考試中取得了164分,而滿分是165分。這讓他有資格參加工作,但Manu想達到更高的語言等級,所以他開始一天上4個小時的課。

Manu最近被一個政府性質(zhì)的工作培訓項目錄取,這項工作的職責是處理職業(yè)培訓、房屋申請和其他難民相關的事務。Manu希望能為這個國家的難民系統(tǒng)作出自己的貢獻,因為他對自己能夠留在這兒而心懷感激。

Manu的語言課同學大多來自于中東地區(qū)。他喜歡政府提供給他們的隱含有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課本,并且樂于看到同學們的反應。有一堂課講述了一對同性戀伴侶,一名土耳其學生表露出反感的情緒,但其他同學對此表示了反對。

另外一次,一名長著胡子的敘利亞人說他絕不會讓他的妻子摘掉頭巾。而一名摘掉頭巾的伊朗女性用蹩腳的德語激烈地辯論道:“這里是德國!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離開。”

一個下午,我參加了一堂討論Müllsünder(亂丟垃圾的人)的課。“它的意思是haram (被禁止的), ”這名金發(fā)德語教師說道,她用的是haram這個阿拉伯詞語。然后她切換回德語,“這個詞用來形容那些用垃圾做壞事的人?!?/p>

課文列舉出法蘭克福對亂扔垃圾的處罰事項及罰金:亂扔煙頭——罰20歐;隨地吐口香糖——罰35歐;亂喂鴿子的話就得罰上100歐。

“有的處罰也太重了吧?!币粋€伊朗女人說道。

“我覺得隨地吐口香糖罰35歐不算重?!盡anu說道,“一枚口香糖能在街道上留很多年?!?/p>

一名講法語的非洲裔女性表示贊同,“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她停住了,努力在腦中搜尋一個合適的詞。

“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融入’?!崩蠋熣f道。她對大家微笑,示意這是個笑話,隨后每個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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