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國的形成<三國篇> [第11節(jié)]
作者：溫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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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濟之間（2）
廣義“黃泛區(qū)”，指的是歷史上會受到黃河泛濫影響的區(qū)域。這是一個以滎陽臺地為起點，向東北和東南方向延伸的扇形地區(qū)。在東南方向，黃泛區(qū)的邊界穿越河南中部、淮河干流，直抵安徽西南部的大別山北麓，覆蓋整個淮河中下游流域；在東北方向，黃河在歷史上最北端的出海口，位于天津市的東部。這意味著之前我們描述的：北京-保定-石家莊-邯鄲-安陽這條太行山麓城市帶以東地區(qū)，歷史上都曾經受過黃河的直接影響。?
在這樣一個面積巨大的扇形區(qū)域里，并非沒有幸存者。這個幸運兒就是與濟水擦肩而過的山東丘陵。在華夏文明的歷史上，山東丘陵地位即獨特又重要。圍繞這片高地誕生了對華夏文明的形成影響至深的“東夷”文化。
盡管在爭奪中央之國控制權的博弈中，最終的勝利者是來自于西部黃土高原的華夏部落，并且讓帶著黃土氣息的“華夏”一詞，成為了整個文明的代名詞，但這并沒有削弱山東丘陵的地緣重要性。位于整個丘陵地帶最西端的“泰山”不僅在中央之國得到“東岳”的尊貴身份，封禪泰山更成為了歷代帝王彰顯文治武功的標志。
山東丘陵之所以能夠成為華夏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在于較高的地勢能夠使其免受黃河之水的困擾。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類對于水的感情是復雜的。開闊、肥沃的溫帶平原地區(qū)，固然在農業(yè)和人口潛力上，較之高地有著明顯優(yōu)勢，但低流的河水同樣有可能在平原地區(qū)釀成災害。在人類的力量還很渺小的時候，出于趨利避害的考慮，總是會傾向于在高地上生存，在掌握自然規(guī)律或人工干預的手段后，再進入低地區(qū)發(fā)展壯大。
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是人類第一次對以黃河為核心的華北平原水系進行治理。去除掉當中的傳說、演繹成本，整個治理工作的地理脈絡還是十分清晰的。具體來說，以大禹為代表的華夏先民，是對黃河在山東丘陵以西、以北的河道做了一個疏導工作，設立一個范圍可控的泄洪區(qū)。這個黃泛區(qū)的西界被稱之為“禹貢黃河”，正是它保障了我們剛才所說的，沿太行山麓城市帶的安全；南界則控制在山東半島的北緣，今黃河河道之北。
? 大禹治水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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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個喇叭形的區(qū)域里，），這些黃河下游支黃河擁有多條可供選擇的入海河道（比如滹沱河下游線被統(tǒng)稱為“九河”。實際上，正是因為這些黃河下游分支的存在，“河”這個原本專屬于黃河的標簽，才開始被作為后綴（比如徒駭河）用在每一條黃河下支的名稱中，并進而取代“水”成為一個通用名。
需要注意的是，“九”只是泛指，并是說一定只有九條河道。在“水”還是河流通用名時，在這一區(qū)域以“河”為后綴的水道多達十余條。這樣一個最終以渤海為出口的黃泛區(qū)，我們可以稱之為“北黃泛區(qū)”，而向南向受黃河影響的區(qū)域，則可稱之為“南黃泛區(qū)”。
從地緣結構上看，大禹治水的主要目標，是保障中原的安全。在禹貢九州的設計中，豫州因其居于九州之中的位置，又被稱之為“中州”，其在地理上的設定為大河之南。
這也是為什么，后來“中原”的概念雖然已經擴張到了部分黃河以北地區(qū)，但仍然會以“河南”為標簽。將黃河泛濫的區(qū)域，疏導、固定到北黃泛區(qū)，最大的好處就是讓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州”，不再遭受滅頂之災。
控制這個樞紐板塊的族群，亦可以此為基地向河北、山東、江淮地區(qū)輻射影響力。有鑒于此，大禹在完成治水功業(yè)之后，由他的兒子啟建立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說法，最起碼在地緣政治角度是符合邏輯的。
在大禹所疏導的下游分支中，最西側以今天津為出海口的這支屬于干流，被后世標定為禹貢黃河。這也是為什么，民間一直有“九河下梢天津衛(wèi)”之說；最南端的一支則是位于今天黃河下流河道之北的“徒駭河”。這樣一片禹貢黃河以東、徒駭河以北的北黃泛區(qū)，有一個很簡單明了的地理名詞來進行覆蓋，它就是“河間”。
“河間”一名，當下仍然在中央之國的行政序列中，是河北省滄州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在漢代，歸屬于冀州范圍的河間，在行政地位上則要更高一級，只是在“河間國”與“河間郡”的建制中轉換，東漢末年的建制為“河間國”。其境大致相當于現在滄州地區(qū)的西半部，大致以“禹貢黃河”為界，與隸屬幽州板塊的涿州相鄰。
在三國時代，原本為袁紹手下，后來歸順曹操的大將張郃便是河間國人。不過行政意義上的漢代河間國，只是九河支撐的河間板塊的一部分。在歸屬于冀州的這部分古河間地區(qū)，東漢王朝最起碼還封建有：勃海、安平、清河四個封國。
? 濟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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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古河間地區(qū)的原始屬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兗州板塊的形成，以及今天河北、山東兩省的分野問題。利用一塊低地做泄洪區(qū)，即便在當代防汛預案中也是很常見的方案。一旦那些平時用來固定河流流向的堤壩，在大洪水來臨之時無法繼續(xù)支撐，那么洪水就會被有意識的導入之前設定好的泄洪區(qū)。在開閘泄洪之前，原本居住于這片土地上的居民，會按照預案撤離到安全地區(qū)。等到洪水退卻之后，再回到重建家園。4000年前的華夏先民，顯然不具備這樣的預警和組織能力。因此從本質上來說，大禹的方案是犧牲掉河間地區(qū)的開發(fā)，將之設定為一個從一開始就被犧牲掉的泄洪區(qū)。
應該說，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大禹所設計的方案是最為可行的。此后3000年間，黃河都是在河間地區(qū)入海。期間雖有幾次小規(guī)模的向南分流事件，但都很快拔亂反正。然而到了公元1128年，黃泛區(qū)的概念開始出現歷史性的南移。這一年冬天，在前一年被金軍攻破東京汴梁并失去兩位皇帝的宋王朝，決定棄守中原退入長江流域偏安。為了阻滯金軍南下，黃河南岸的堤壩被扒開，這條大河的流向隨之發(fā)生重大改變，開啟了長達700余年的“奪淮入?！睔v史。一直到公元1855年，黃河方因在河南蘭考境內向北決口，改道現在的路線重回渤海。
南宋王朝這次的“以水當兵”之舉，很容易讓人想到800年后發(fā)現在花園口的一幕。事實上，這一幕在歷史上曾經多次上演，對整個南黃泛區(qū)的地緣穩(wěn)定性，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不過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年代，遭受這一影響的還是北黃泛區(qū)。作為一個天然泄洪區(qū)，盡管會有多條水道幫助導流，但黃河的高含沙量以及整個九河地區(qū)低平的地勢，注定了這些河流也不會穩(wěn)定的保持同一路線。
穩(wěn)定是發(fā)展文明的基礎，鑒于這種不穩(wěn)定性，古河間地區(qū)一直到春秋時期都沒有得到開發(fā)。直至戰(zhàn)國時代，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從地緣政治結構上看，戰(zhàn)國時代與春秋時代相比，一個突出變化在于各自獨立的諸侯國數量，由140余個銳減為十余個。其中最大的七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戰(zhàn)國七雄了。這一變化，使得各主要諸侯國在客觀上具備了改造自然的基礎和動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占據中原之地的魏國。
有關魏國興修水利的典故主要有三：一是之前在解讀鄴城時，提到過的“西門豹治鄴”。這位被載入小學課本的魏國人，通過在漳水南岸修建十二道引水渠灌溉農田，夯實了魏國在鄴城的統(tǒng)治基礎；二是開挖連通黃河水系與淮河水系的“鴻溝”，第一次通過人工運河而不是河流泛濫打通兩大水系，讓中央之國的南北方在地緣上結合得更加緊密；三是為境內的河道，尤其是黃河加高堤岸，以降低洪水威脅并從泛濫區(qū)獲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改變自然注定會打破原有生態(tài)平衡。不是所有人都認可魏國的這些水利措施，尤其是為境內河道加高堤岸的做法?？陀^上，魏國加高自己境內的堤岸的做法，并不能減少豐水期的水量。換句話說，那些固定在河道中的黃河之水，如果不能在魏國境內泄洪的話，自然就會更加猛烈的傾注在下游國家境內，這也就是“以鄰為壑”這句成語的由來。
在提出這一批判意見的孟子看來，當年大禹制定的疏導策略，才是順勢而為治理水患的根本之道。問題在于，從魏國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似乎也沒有錯。畢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長，國家需要開發(fā)更多的土地（尤其在面臨國家競爭時）。保留泛濫區(qū)的做法，雖然看起來更順應自然之道，但在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面前，卻難免被認為與現實需求相矛盾。
魏國的想法并不能算自私，在這個中原之國魏國開始通過興修水利擴張可居住面積時，其它諸侯國也在做著同樣的努力。就黃河下游的情況而言，在河道被逐漸固定之后，河間地區(qū)的穩(wěn)定開發(fā)成為了可能，并使得這片土地成為了與之相鄰的：燕、趙、齊三國的瓜分對象。其中燕、趙兩國主要在現在的河北省境內展開爭奪。前者越過禹貢黃河的最后一段，將燕長城向滄州方向延伸；后者則向東將衡水地區(qū)納入自己的統(tǒng)治范圍。至于山東境內則主要為齊國所覬覦，并與燕、趙兩國在河間地區(qū)呈鼎力之態(tài)。這也是為什么在戰(zhàn)國期，身處北方的燕國會與身處東方的齊國發(fā)生戰(zhàn)爭，并發(fā)生樂毅合縱攻齊事件。
就禹貢九州設計者的初衷來說，它所設計的兗州范圍應該是“禹貢黃河”與濟水之間的這片區(qū)域，我們可以統(tǒng)稱為“河濟平原”。換句話說，我們所釋讀的古河間地區(qū)，被包含在兗州板塊，并且占據了核心地位。以今天的行政規(guī)劃來說，你把河北省的滄州、衡水兩地；山東省的濱州、德州、聊城三地的轄區(qū)在地圖顯示出來，大抵也就知道“兗州”在草圖上的范圍了。
從以天然邊界確定行政邊界的角度來看，兗州的設定有其合理性，前提之一是黃河和濟水真的能夠充當一條天然邊界。問題恰恰在于，黃河并不是一條穩(wěn)定的黃河；勉強拼湊在一起的濟水，也不是一條穩(wěn)定存在的河流。以黃河干流的走向來說，在九州理念得以踐行的西漢時期，它的位置就已經向南偏移到了現在的：滄州、德州、濮陽一線，由河北黃驊市境內入海。為和最早的“禹貢黃河”做區(qū)別，這條成型于戰(zhàn)國后期，在西漢成為主線的黃河下游被后世稱之為“漢志河”（又稱“西漢故道）。
在黃河下游被固定在“漢志河”的情況下，再以禹貢黃河作為兗州北界已是不可能。最終 “漢志河”的部分河道，成為了兗州刺史部確認北方邊界的依據，而漢志河以北至禹貢黃河之間地區(qū)，則依禹貢九州的設計原則，成為了冀州的一部分。漢代的“河間國”之所以能夠得到“河間”之名，蓋因為它正位于這兩條黃河河道之間。然而事情并沒有完結，在王莽終結西漢建立“新朝”的第四年（公元11年），黃河在鄴城一帶決口再一次向南改道，讓兗州的存在又一次面臨尷尬。
? 東漢.兗州地理行政圖（橫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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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兗州和濟水來說，幸運的是這次改道所形成的下游河道，雖然離現在的黃河河道及濟水很近，但卻沒有侵奪濟水的河道，而在奪取了濟水之北的另一條古河流——漯水的河道，由山東利津一帶入海。又過了僅僅12年（公元23年），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政權便被懷念漢朝的力量所顛覆。只是不管你認為這在政治上是拔亂反正，還是改朝換代，都已經無法改變黃河改道的現實。
? 東漢十三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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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遵循兗州在“河濟之間”的設定，那么平原屬性的兗州將變成一條東西縱橫約700公里，南北寬僅數十公里的蛇狀行政區(qū)。很顯然，這種設計在地理、地緣層面都不具備合理性。既然古冀州的設計，可以變通的切割為：燕、并、幽三州，那么在地理環(huán)境出現大的變化時，兗州也沒有必要一定要遵循它的原始設定了。
實際上，即便在河濟平原的范圍沒有那么怪異的西漢時期，兗州的設計實際也已脫離“河濟之間”的設定。換句話說，我們在理解兗州的地緣位置時，并不能按照它的原始設定來理解，那么到底哪里才是“兗州”呢，我們下一節(jié)再揭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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