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臺灣影視作品，很多人想起的是粉紅色泡泡瑪麗蘇偶像劇，俊男靚女們用你造嗎我宣你的嗲嗲口音上演著我愛你你不愛我的戲碼。

近些年，臺劇呈現(xiàn)爆發(fā)式變臉，開始聚焦現(xiàn)實，對于一些社會現(xiàn)象進行鮮血淋漓的深入剖析，佳作不斷。

前幾年的醫(yī)療推理劇《麻醉風暴》直指醫(yī)患關系，層層揭露醫(yī)療體系黑暗內(nèi)幕；去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展現(xiàn)了高壓應試教育下扭曲變形的家庭親子關系；

今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根據(jù)真實的隨機殺人事件改編成扎實劇本，并運用犀利的影視語言，將我們?nèi)粘Ｉ钪械哪切崟r熱點的生命周期延長，探討具體的社會事件對個體，對家庭，對社會造成的持續(xù)影響，以及這些影響的多元性與復雜性。

劇中的兇手李曉明在臺北戲院開槍隨機射殺了9名觀眾，是以2014年的臺北地鐵鄭捷無差別殺人案件為原型進行的劇情改編。

可怕兇殺案的發(fā)生，會激起公眾一時的憤恨，會引發(fā)媒體一時的跟蹤報道，隨后就會被更新的熱點稀釋與替代。

卷在案件中的那些人，受害者，受害者家屬，他們?nèi)绾巫叱霭讣幱?？殺人犯，出于何種犯罪心理？殺人犯親屬承受了多大的譴責與壓力？當兇殺案發(fā)生之后，社會上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些深受傷害的個體與家庭？

《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劇將這些身處仇恨與傷害中的人們后續(xù)的生活與精神狀態(tài)，細膩客觀地展現(xiàn)在熒幕上。

以正義為名的惡

對于殺人犯李曉明，無論他出于何種殺人動機，他的行為造成的結(jié)果觸犯了法律，將九個家庭拖入深淵。

這樣的殺人狂魔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還有律師為其辯護。

人們譴責律師為錢丟掉良知，甚至對他潑糞。殊不知，李曉明并不是劇中的王赦律師辯護的第一個殺人犯，王赦律師所接手的都是一些沒有油水可撈、吃力不討好的刑事案件。

王律師的目的不在于為罪犯洗白，而是保障他們接受法律公正的判決，以及查清楚這些無差別殺人案件背后的真相。

但是，站在受害者家屬的立場，王律師的想法又顯得很殘忍。

對于受害者家屬而言，真相重要嗎？找出真相了，結(jié)果可以改變嗎？找出原因了，他們的孩子就可以重新回到他們身邊嗎？他們自己的家庭早已破碎，整個世界會不會改善，對他們而言又有什么關系呢？

人類都有自私的基因，刀不割在自己身上，不是自己流的血，怎樣都無所謂。對于旁觀者來說，因為事不關己，探尋真相就更沒有多少意義了。

相比去尊重當事人去求證事實，公眾也更樂意成為正義的代言人和審判官，沉浸在“你殺人犯罪，就是做惡，就是該死”的情緒中，自覺正義感爆棚，用死刑平息憤怒，懲罰罪犯。

但真正的惡因還是沒能挖掘到，惡也沒能制止，無差別殺人案件還是屢屢發(fā)生。

其實，和發(fā)泄憤怒相比，還原真相更加重要。每個案件發(fā)生時，需要一個冷靜的人，能客觀中立地查清真相，去探討那些殺人兇手的動機，他到底是為什么殺人？在他生命發(fā)展的過程中究竟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從而避免與預防整個社會再次發(fā)生類似的惡性殺人事件。

為了平息民怨，用劇中王律師的話來說，“為了討好公眾與媒體”，簡單粗暴地執(zhí)行死刑，以暴制惡，看似無罪，甚至看似伸張了正義，也失去了一個可供研究與了解的對象，失去了探尋潛在惡因的機會。

死刑可以懲罰罪犯，卻無法消除惡。

善是惡的反義詞，卻不是罪的反義詞。與義憤填膺的公眾、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家屬相比，圣父情結(jié)強烈的王律師一直在強調(diào)惡和罪的區(qū)別，罪是法律層面的界定，而惡可以由人隨意解釋的道德詞語。善惡觀念在于人心，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沒有絕對的標準。被害者親屬的家庭破碎是一種不幸，殺人犯親屬也在承受另外一種不幸。

“養(yǎng)不教，父之過”，一人犯罪，全家連坐，李曉明鋃鐺入獄后，他在外面的家人成了眾矢之的，民怨所在。

究竟什么樣的家庭才會養(yǎng)出這樣喪心病狂的殺人犯？不只是公眾與媒體好奇，李曉明的家人也覺得困惑與無助，“沒有父母愿意去花二十多年培養(yǎng)一個殺人犯”。李曉明的父母只是開檔口賣面的生意人，一直過著安穩(wěn)平靜的生活 。在妹妹李曉文的記憶里，哥哥李曉明樂于助人，陽光開朗，與殺人犯李曉明完全是兩個人。

被害者家屬的上門尋仇，恐嚇電話，街坊鄰居的謾罵指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這一家人從此被生活踩在腳下。李曉明的父親整日買醉酗酒，母親則顯示出女性在面對生活的擊打與磋磨時，那種更強的韌性與忍耐力， 因為怕被人認出長期悶著口罩，臉部出現(xiàn)不同程度地過敏與紅腫，鼓勵一蹶不振的女兒曉文改名換姓，重新生活。

在對于殺人犯親屬的態(tài)度上，很多旁觀者被自己的正義感動并煽動起他人對殺人犯親屬的偏見，網(wǎng)絡噴子與鍵盤酸民隨意的幾句言論，也是在用惡意的刀刺向不幸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觸碰法網(wǎng)，打著正義與善良的旗號肆意發(fā)泄情緒與偏見，但是與惡的距離只有一步之遙，甚至就只是指尖與鍵盤之間的距離。

媒體的惡之花

這部劇還著重展示了新聞媒體的工作環(huán)境與行業(yè)氛圍，片頭設計是用網(wǎng)絡言論圖片視頻拼接出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旨在探討在與惡的連結(jié)中，新聞媒體行業(yè)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新聞媒體工作者的職業(yè)道德底線和流量熱度之間該如何平衡。

劇中，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改名為李大芝后，新入職了一家媒體公司品味傳媒，上司正是被害孩子之一的母親宋喬安。

在這里，所有的媒體工作者遵循“要贏就要快”的行業(yè)規(guī)則，比如為了搶熱點，還沒查清事實真相就播放普吉島爆炸事件的新聞干稿，造成公眾恐慌，后來被證實只是捕風捉影，以訛傳訛。

在這里，媒體人丟下了本應肩負起的事后探尋真相和謹慎傳播的責任，投觀眾所好地帶節(jié)奏炒熱點，將闖入幼兒園拍電影的導演傳成挾持兒童的精神病，并對惡性殺人事件的殺人犯家屬、康復之家的精神病患者等本身已經(jīng)不幸的弱勢群體肆意污名化，加深了公眾對于他們的偏見，從而導致他們無法被社會平等對待。

劇中，有一位兒子因遭受校園霸凌而精神失常的母親在鏡頭前憤怒地質(zhì)問媒體，“為什么不負責任地歪曲我兒子精神障礙的事實，而對他遭受校園霸凌的情況只字未提，要我兒子以后在社會上如何被平等對待？”隨后幾天，這對絕望跳海自殺的母子尸體被人在海邊發(fā)現(xiàn)。

當媒體人沾沾自喜于獨家報道帶來了高收視率高點擊率，實現(xiàn)了巨大的利益創(chuàng)收時，是否想到一些人的命運因此改變，一些家庭因此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上世紀90年代發(fā)生在臺灣的轟動一時的綁匪殺人案件，臺灣知名藝人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遭綁匪劫持，當時多家媒體為了獨家，為了熱點，開著采訪車在白冰冰家外24小時蹲點采訪，弄得聲勢浩大，驚動綁匪撕票，最后年僅16歲的白曉燕被凌虐致死。在白曉燕的慘死案件中，媒體間接地變成幫兇，惡之花開得絢爛無比，就如李大芝在離職時怒斥全電視臺的工作人員的一句話：“你們新聞媒體殺的人并不比我哥少！”

當新聞媒體對于社會的功能性已經(jīng)被這個行業(yè)中的無良者破壞，一些媒體人為了流量與熱點曲解事實、推波助瀾，改變輿論方向，媒體之惡亦會隨之放大與傳播，于受害者家屬、于殺人犯家屬、于公眾、于社會皆有百害而無一利！

已故作家林清玄曾在其散文《溫柔的一瞥》中指出文學家和新聞記者最大的不同是——

記者追蹤事件，不論事件是何等殘酷和血腥；文學家則是探觸內(nèi)心，在殘酷與血腥的背后，保有溫柔的一瞥。

其實，新聞媒體工作者在追蹤報道社會事件時，更應該保有溫柔的一瞥，更加謹慎、理性、溫和使用手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END

最后想說的是，這部犯罪題材群像劇將復雜的社會事件清晰客觀地呈現(xiàn)出來，反映出的現(xiàn)實社會更多是灰色，沒有非黑即白，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對于身邊的惡，我們每個人需要做的是正視，辨別與自我檢點，而不是忽略或縱容——與惡同行，以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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