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問題來貫穿整個中國古代史，對所謂“秦制”在中國歷史上演變?yōu)橹髁?，并越來越完善周密，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無可回避的歷史基因的原因的探尋，應當會是大部分愛好者和專家們的選擇，無論是出于鉤沉的興趣，還是由于對現(xiàn)實的關切，又抑或因為對未來的思考，這個宏大的命題一次又一次地被討論，有時是在嚴肅的文字里，有時是在茶余飯后的閑談中，這篇小文，就是要為這個已經(jīng)有無數(shù)珠玉在前的題目，貢獻一點我個人的陋見。

首先要明確，這是個過于宏大的命題，因此太精確的歸因幾乎是不可能的，對于那些眾說紛紜的解讀，很多時候我們只能選擇相信與否，而難以作甄別，因為這個命題所涉及的東西太多，所以一切試圖說清楚它的嘗試都只能說是盡力而為，但考慮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種蚍蜉撼樹的事情也未見得沒有意義。

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水利專制說”和“大平原說”作為地理決定論的兩個代表被提得最多，但現(xiàn)在在嚴肅學術界已經(jīng)基本不太說了，一則“地理決定論”作為一種范式有時顯得牽強附會，說不通就瞎說，比方南美的大帝國如瑪雅和阿茲特克有那么大的灌溉需求和那么發(fā)達的水利系統(tǒng)，不也沒有形成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嗎？可”水利專制論“對此并無可信的解說，打個滾就糊弄過去了；其二這兩個個模型都十分粗糙，很多時候罔顧細節(jié)，就”水利論“來說，以宋朝來說，很多時候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民間私修的水利，政府時常還要來阻撓，這其實很好理解，大規(guī)模水利工程在古代社會肯定不可能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古人又不可能造出三峽大壩，很多時候官員只是督促，協(xié)助民間興修小型水利工程而已，所以說為了修大型水利所以非得有個體量龐大的大一統(tǒng)政權，很有些穿越的意思。而”大平原“說就更有意思了，第一個大一統(tǒng)王朝可不是從中原出來的，既然大平原以外的政權都可以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那歐佬那塊也有西歐，波德，東歐這些大平原，可哪一塊有很好地整合起來過呢？所以我個人覺得，問題的根源不在地理上。

對歐洲和日本的歷史比較了解的朋友應該知道，他們的統(tǒng)一國家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因為破落貴族，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全面崛起，這個進程在歐洲大概開始于文藝復興時代，也就是我國的明朝中后期，在日本則發(fā)端于“黑船事件”。而在我國，春秋末期的時候，王室之學就流落民間，”士”作為一個最具流動性又最渴望統(tǒng)一的階層在各國間跑來跑去，雖然幾乎沒有統(tǒng)一的領導，卻步調與口徑基本一致地把列國推向大一統(tǒng)，雖然像孔子這樣的復古主義者并不謀求大一統(tǒng)，但不得不說諸子百家的整體傾向都是要加強王權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無為也好，兼愛也罷，更不消說嚴刑峻法，這些都是指向統(tǒng)一和集權的，因為它們都在消解國君的統(tǒng)治阻力，當然這也是各國的國君們對這些“游士”們最感興趣的一點。

所以滿天飛的世俗知識分子，或許才是我國早熟的“大一統(tǒng)”體制形成的根源吧，至于為什么會有這個現(xiàn)象，我們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