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 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
作者：Joichi Ito
翻譯：何聰聰
審校：王沫涵

本文為 ONES Piece《設科志》特別翻譯系列的一部分，也是總第 172 篇譯文。《設科志》（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為 MIT 媒體實驗室聯合發(fā)起的一個全新的在線出版計劃。如想第一時間收到譯文更新，歡迎訂閱我們的 newsletter?！对O科志》官網也將陸續(xù)發(fā)布此系列所有譯文。

內里·奧克斯曼（Neri Oxman）教授提出了反映學科之間關系的克雷布斯創(chuàng)意循環(huán)（Krebs Cycle of Creativity），其中設計與科學在圓環(huán)上互相對立，且不是互為輸入與輸出的關系，跟工程與設計、科學與工程之間的關系不同。我相信，通過創(chuàng)造一種「視角」以及實現設計與科學之間的融合，我們能夠從根本上促進兩者的發(fā)展。這種聯系包括設計的科學與科學的設計，以及兩者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

正如我之前曾寫過，2011 年我加入麻省理工學院（譯者注：下文簡稱「MIT」）媒體實驗室時，首先學到的幾個詞之一就是「反學科」（antidisciplinary）。這個詞當時出現在一則教職招聘廣告的要求中?？鐚W科工作指的是來自不同學科的人一起工作。但反學科很不一樣，它的工作范圍無法簡單地歸屬于任何一門現存的學科，一個有著自身專有語匯、框架和方法的特定研究領域。

對我而言，反學科研究類似于數學家斯塔尼斯拉夫·烏拉姆（Stanislaw Ulam）得出的著名結論「非線性物理的研究就像『非大象動物』的研究」，而反學科就是關于非大象動物的。

我相信，通過糅合設計與科學，我們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嚴密而又靈活的方式，讓我們得以用一種反學科的方式來探索、理解科學并作出貢獻。

從很多方面來說，控制論運動示范了我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即融合新技術來創(chuàng)造一個跨越現有學科的嶄新運動，但這同時也是一記警鐘：控制論由于過度形式化、「學科化」已變得支離破碎。正如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近日所言，控制論變得越來越晦澀、學術，雖日漸完善但也變得「枯燥得要死」。也許我們可以設計足夠嚴密、足夠有趣、足夠「反學科」的事物，它不僅能存活下來，還能蓬勃發(fā)展。

在 MIT 媒體實驗室，我們所尋找的學者是那些不歸屬于任何一個現存學科領域的人——要么因為他們身處傳統學科之間的罅隙，要么他們就已經超越了現有的領域。我總是說，如果任何實驗室或部門有你想做并且能做的事，你就要趕快去做。只有無處可去時你才應該來 MIT 媒體實驗室。我們是新時代的落選者沙龍¹。

當我思考我們已經創(chuàng)造出的「空間」時，我喜歡把它想象成一張代表「所有科學」的巨大紙張。學科是在紙上的小黑點。黑點之間的大量空白代表反學科的領域。許多人喜歡在這些空白之處探索，但這些嘗試幾乎無法得到資金支持，而且不錨定任何一個黑點所代表的學科就取得終身教職更是難上加難。

此外，許多有趣的問題——以及「棘手的問題」——似乎越來越難以通過傳統學科的途徑解決。揭開人類身體的復雜性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快速突破最有可能通過多人合作的「一門科學」（One Science）實現。然而，我們似乎難以逾越「多門科學」，這幅如此多不同的學科交織成的復雜版圖，讓我們都注視著同一問題都無從認識，因為我們的表達方式是如此不同，我們預設的視角是如此迥異。

由于資金和人才都集中于現有的學科，我們需要付出越來越多的努力和資源才能做出獨特的貢獻。盡管學科之間和之外的空間可能有更大學術挑戰(zhàn)，但這些地方的競爭也更少：用更少的資源就能嘗試非常規(guī)但有前景的方式，而且有巨大的潛力解鎖看似相互隔閡的學科之間的聯系，從而釋放出巨大的影響力?；ヂ摼W和不斷降低的電子計算、原型制作、生產加工成本也讓研究成本有所減少。

反學科的歷史背景：控制論

盡管在互聯網和摩爾定律的驅動下，反學科工作因新技術與工具不斷降低成本而變得越來越可行，但這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想法。

早在上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曾發(fā)生過一場相似的運動——一系列賦能的技術與工具，而不完全是成本降低，驅動多個不同的領域開始融合。從彈道導彈控制到理解生物系統如何控制動作，各種領域的原理所催生的應用，把工程師、設計師、科學家、數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和思想家從不同領域聚集到一起，著手研究系統和反饋回路，利用所得了解、設計復雜系統。這種針對系統的跨學科研究就被稱為「控制論」。

盡管每當想到控制論時，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和他的著作《 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經常首先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但是「一階控制論」的大部分內容其實屬于工程學領域。（「一階控制論」是關于如何利用反饋系統和反饋回路來控制、管理系統，而「二階控制論」更多的是關于自適應的復雜系統和無法被控制或高度復雜的系統。）

盡管得到的關注較少，許多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人士參與到了控制論的發(fā)展之中，比如海因茨·馮·福爾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和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他們關注的更多是二階控制論。

有些人把二階控制論稱為一階系統的社區(qū)。前者擁有更多參與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而非目標觀察者（objective observers）/設計者。比方說，一個一階控制系統會是一個溫控器，而一個二階系統將會是地球的生態(tài)系統。工程師把溫控器作為一個物體設計出來，這個物體能夠被工程師理解、控制，也可以服務于能與工程師交流的用戶，然而生態(tài)系統是一個我們作為參與者生活其中、無法控制，而且會適應我們行為的體系。鑒于管控如此復雜的系統是錯綜復雜、不可實現的，二階控制論通過把人類引入系統，超越了從「客觀」到「主觀」的轉變，而參與者也因此對他們關注、珍惜的事物負有責任。如果「控制論是理論，那設計就是行動」（蘭夫·格蘭維爾），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設計負責。

盡管控制論的許多源頭與分支都流經 MIT，不過當媒體實驗室于 1985 年成立時，原本蓬勃的控制論運動已經在一系列應用學科中銷聲匿跡。但它留下了自己的印跡：設計，尤其是「設計思維」，作為一種實踐出現并留存下來，迄今已超越許多它曾經影響過的學科。

演化中的設計

設計一詞已經變成我們很多人所說的「手提箱式詞匯」（suitcase word）²。它有太多種含義，以至于沒有任何確切的定義——你可以把幾乎任何東西稱作「設計」。一方面，設計囊括了許多重要的想法與實踐，而且把科學的未來置于設計的語境中思考，以及把設計置于科學的語境中思考，都是一項有趣又有收獲的嘗試。

此外，設計已經從有形與無形的物體設計演變?yōu)橄到y的設計、復雜的自適應系統的設計。這個演化正在轉變設計師的角色；他們不再是核心的計劃制定者，而是所處系統中的參與者。這是一個根本的轉變，需要一套全新的價值觀。

今天，許多設計師為企業(yè)或政府開發(fā)產品和系統，主要用于確保整個社會有效運轉。然而，這些工作范疇的設計并沒有包括或者關注企業(yè)或政府需求之外的系統。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系統邊界有別于其原本定義的時代。這些未被充分代表的系統，比如微生物系統和環(huán)境，已經陷入困境，對設計師來說也仍然是重大挑戰(zhàn)。盡管這些系統是能夠自我適應的復雜系統，但我們無意施加于它們的效果很可能為我們自身招致意料之外的負面后果。

MIT 教授內里·奧克斯曼與尹美真（Meejin Yoon）教授一門很受歡迎的課程，即《不同規(guī)模維度下的設計》。他們討論不同規(guī)模的設計，從微生物到天體物理學。盡管設計師與科學家都不可能預測復雜的自適應系統的結果，尤其是在所有規(guī)模層面上，但我們能感知、理解我們自身在每個系統中的干預，并承擔責任。此外，作為一名「參與者」，我們如果能保持對所處系統的認識以及訓誡的態(tài)度、有意識地運用所有視角，我們就能參與到每一種規(guī)模的設計中。這將遠不只是一個我們無法完全控制結果的設計——更像是生育一個孩子并影響它的成長，而不是設計一個機器人或一輛車。

這類設計的實例之一來自自稱演化雕塑家的 MIT 教授凱文·埃斯維特（Kevin Esvelt）。他正在尋找編輯特定生物群體基因的方法，以實現它們對病原體的抗性，類似攜帶萊姆病的嚙齒類動物和攜帶瘧疾的蚊子都是埃文斯特的研究對象。這種特殊的技術，即 CRISPR 基因驅動，是一種基因編輯：當宿主被投放進入自然，他們所有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以及之后整個群體都將遺傳被改造的基因，而我們將得以徹底消滅瘧疾、萊姆病以及其他蟲媒傳染病和寄生蟲病。關鍵的地方在于，編輯是嵌入到整個群體中的，而非單個生物。因此，埃斯維特研究的重點不在于基因編輯或生物個體，而在于整個生態(tài)系統，包括我們的健康體系、生物圈、社會及其思考此類干涉行為的能力。要知道，這件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們要考慮這項設計將會對所有它觸及的系統施加什么影響。

「人造」的結束

過去，人造的具現與有機、文化、自然的化身之間存在清晰的界限；如今，自然與人工似乎正在彼此交融。

控制論運動開始時，科學與工程的重點在于為彈道導彈導航、控制辦公室內的溫度之類的事情上。這些問題毫無疑問屬于「人造」領域，而且非常簡單，采用科學探索中傳統的分治法³即可。然而，當今的科學與工程聚焦合成生物學或人工智能，這些領域本身就是極其復雜的難題，我們因此無法再囿于「人造」的領域，也幾乎無法把這些問題拆分劃入現有的學科中。我們發(fā)現自己正越來越有能力直接在「自然」的領域中進行設計、調動資源，通過各種方式「設計」自然。合成生物學顯然完全扎根于自然，凸顯的就是我們「編輯自然」的能力。然而，即使人工智能屬于與自然對立的數字范疇，它與大腦之間的關系也在逐漸深化，不僅僅局限于一種無形又抽象的聯想。我們發(fā)現，我們越發(fā)需要依靠自然的引導并利用現有的工具才能揭開現代科學世界的復雜性與不可知性。

通過繼承控制論的衣缽、使現代設計的發(fā)展方向瞄準科學的未來，我們相信一種新的設計與一種新的科學或許將會出現；事實上，這種變化正在發(fā)生。

重新思考學術實踐

MITx⁴ 與 edX⁵ 正在有條不紊地將講座、知識傳授與技能培訓通過線上平臺開放給世界各地的學生，讓世界變得更好。 MIT 出版社、媒體實驗室與圖書館則同時扮演另一個角色：為學術交流與合作建立一種嶄新的模式，打破原本阻隔學者交流的人為障礙。我們想為思想的交流創(chuàng)造一個工具，匯集所有在現有學科之間和之外的反學科領域參與者，一起以別具一格、令人振奮的方式挑戰(zhàn)固有的學術谷倉。我們立志為每一個人（不限于學術人員）創(chuàng)造一個鼓舞人心的空間，一起打造一個 21 世紀的新平臺：一個新鮮的地方，一種新穎的思維方式，一種創(chuàng)新的做事方法。

學術界很大一部分工作圍繞著在經同行評議的知名期刊上發(fā)表研究成果展開。同行評議通常是指請你所在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審閱你的研究，由其決定研究成果是否重要、獨特。這樣的體系導致研究人員更注重為一小部分領域的專家論證研究的價值，而不愿承擔高風險、采用非常規(guī)的新方法。這種現象再次凸顯了學術圈的痼疾：對越來越少的東西了解得越來越多。這導致了一種「超專業(yè)化」——不同領域的人之間很難合作，甚至溝通也不容易。

盡管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經過同行評議的學術文獻是建立科學知識的一個重要體系，但從很多方面來說，這種方式也許正在阻礙我們前進。布蘭德把學術論文比作刻有如下字樣的墓碑：「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直至生命盡頭，我們將其埋葬于此。」我提議設計并打磨一份全新的跨學科期刊，采用開放的合作性互動模式，來取代正式、結構化的同行評議體系，從而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也最有趣的問題，同時其自身也不失為一項實驗。

三十年來，MIT 實驗室欣欣向榮，未曾失去它的意義與熱情；與此同時，多數其他只專攻一門學科的研究實驗室卻難以長久維持自身的影響力。為什么呢？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關注的是一種思考與行事的方式，而不是單一的研究領域或特定語言。我相信，開發(fā)一套更好的設計系統與一套更好的部署及影響理論才是關鍵。

作為參與此項目的設計師，我們會專注地改變自身以及自己的行事方式，進而改變世界。有了這個全新的視角，我們將能解決那些至關重要但與現有的學術系統還無法很好兼容的問題：我們不會設計其他人的系統；相反，我們將重新設計自己的思考方式與工作方法，先影響自己，再影響世界。

[1] Salon des Refusés，由落選巴黎沙龍的藝術家于 1863 年開始自發(fā)舉辦的一個藝術展，展出被巴黎沙龍拒收的作品。馬奈、畢沙羅等知名畫家的作品都曾在其中展出。
[2] 該詞由明斯基在《情感及機器》（The Emotion Machine）一書中創(chuàng)造，用于形容有多重含義的詞語，如「意識」、「體驗」、「情感」等。
[3] Divide and Conquer, 通過把一個復雜問題分割成多個子問題、逐個解決子問題來解決原問題。
[4] MIT 提供的開放式免費在線課程。
[5] 由 MIT 和哈佛大學創(chuàng)建的開放式在線課堂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