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shù)》作為王小波的經典作品，蘊含著可以不同立場、不同知識領域解讀的豐富性，但在這里，考慮到本課的性質，我更傾向于把此書置于歷史的角度下閱讀而略過其技巧、風格等文學視域內的因素。這次搖撼全球的疫情帶給我很多震動與迷茫，種種情緒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我閱讀此書的態(tài)度及思考。我在此首先承認，這是一篇極主觀且?guī)в袝r事背景映射色彩的讀書報告，且并非始終與原文本保持密切聯(lián)系，也許不能達到北大史綱課對報告客觀理性的要求，提前致歉。一說實話，我是抱著一種戒備警惕的態(tài)度打開本書的。我為什么戒備？因為王小波這個名字似乎就是“離經叛道”“自由”等概念的符號，而所謂的“理性”“自由”在疫情肆虐的這段時間內正在被人們重新審視、反思，并因此掀起互聯(lián)網上的廣泛討論乃至“戰(zhàn)爭”。與其說，人們質疑的是“自由”“民主”“人的尊嚴”，不如說人們質疑的是打出這些旗號的人。很多時候，輿論像火焰，總是愈演愈烈，往往要燒到一團狼藉才肯沉寂，不少人由質疑發(fā)展為對不同觀念持有者的無差別人身攻擊。一上來就問候國籍，指責“在哪兒拿的錢”，固然不利于輿論環(huán)境的健康。但是我們能從中發(fā)覺，那些信奉并倡議“自由”之類發(fā)源于西方的價值觀的人，在發(fā)言之前，其立場或者說民族歸屬感已引起了輿論的警惕。我對于王小波，有點類似這種感覺，但不完全貼切。我在意的不是他主觀意志上是否認同中華民族，而是時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我懷疑的不僅是他本人，還有他所代表的這一代人。他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xiāng)，又被改革開放所引進的歐風美雨直接洗禮、眼花目眩于國界之外的精彩世界，我認為他們屬于歷史的第二個階段。而王小波代表的不是這代人中的所有人，更是這代人中聲稱為主流輿論所壓抑但其實已逐漸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他們發(fā)出了時代的一種重要聲音，不似主流，勝似主流。他們有能力進行較有深度的思考并形之筆端，從而憑思想與文字獲得廣泛影響力。這種能力使人獲得自我價值與社會尊重，賦予了執(zhí)筆者站在時代以外審視民族與社會的可能，但有時也可能使人迷失，以為自己完全超越了國家與歷史。然而我們知道，人總活在歷史與社會中，帶上了它們不可磨滅卻未必能被覺察的烙印。那么，在我這個帶有21世紀烙印的人來看，王小波這一代人向往的“自由”“真實”有一種強烈的反叛、逃離傾向，他們曾被制度的枷鎖牢牢禁錮，因此當枷鎖松弛時，難以抑制從中完全掙脫的沖動。新舊交替時，往往存在對舊事物的全盤否定。他們的很多理念在當時的時代是有幫助的，人們的思想需要被進一步解放，很多束縛仍然存在，需要先鋒性思想作品的激烈沖擊。歷史提供了舞臺，時代發(fā)出了召喚，他們可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獲得躋身話語圈的資格。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里，借助多樣的傳媒手段，積累了大批擁護者，一躍而由小眾成為某些領域、群體中的壓倒性優(yōu)勢方，與其他兩種話語共同構成當今時代的三種聲音。他們已是主流，只是官方反面的主流。讓我姑且把它稱之為第二種聲音。需要強調的是三種聲音和三個階段來自不同的分析體系。之所以將它們并置，是因為歷史的第二個階段所塑造的一批人對上文所提到的第二種聲音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也因為如此，中國目前的第二種聲音體現(xiàn)了鮮明的時代性，與上下兩個歷史階段，即第一和第三階段都發(fā)生了激烈碰撞。二王小波當時大概收獲了不少批評，《沉默的大多數(shù)》中有這樣的話：“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或急或緩的沖突背后是兩個歷史階段所塑造之人的碰撞。建國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大門初啟，我們都處在歷史的第一階段；國門敞開，互通有無，好壞一齊涌現(xiàn)，曾在第一階段自得其樂的人們遭受了深刻的撕扯，伴隨震蕩與覺醒，歷史已上演到第二階段。王小波是歷史第二個階段的典型代表，而歷史第一階段的產物正是他在書中多次提及的“軍代表”們，他們受著單純的教育，長在一個物質精神都單純的時代，他們單純，但也癡迷于單純，因此給許多人帶來深重的苦難。他們打下基礎，也曾讓這個國家掉落泥潭不可自拔。新舊交織的時代仍在產生這樣的人。然而，他們在這個階段已漸漸式微，在涌入的新潮流沖擊下幾乎潰不成軍，他們中的許多龜縮入這一時代的某種聲音中，那是官方的聲音、掌握著現(xiàn)實權威的聲音，可以稱之為時代的第一種聲音。而在這種人的影響下，在“單純”思想、方式的指導下，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官方的聲音在第二種聲音手下節(jié)節(jié)敗退。第一種聲音看似主流，實則失勢。在歷史的進程中，第一階段注定要被第二階段取代?？墒堑诙A段不是終點，第三階段隨中國幾十年的高速發(fā)展呼嘯而來，它的烙印最鮮明地落在青年一輩的頭上，九零后、千禧一代…關于我們和我們的前輩為什么不同與何處不同早已有了豐富的討論，相信我們與上一輩都會有或直觀或理性的認識。不同自然產生碰撞、激發(fā)質疑，我們質疑第二階段的人，就像他們質疑“軍代表”們。讓我回到《沉默的大多數(shù)》上來，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金句名言，隨便摘一句都能拿來當炫酷簽名的那種；更不乏偏僻入里的觀點，直到今天仍能為我們敲響警鐘。但今天的我不會全然奉之為圭臬，因為那其中有歷史的痕跡。好比《個人尊嚴》這一篇提到春運高潮中，硬座車廂里愣是擠了幾百人，大家只說國家鐵路要建設，安全要保障，絕口不提個人尊嚴。如今來看，這未免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誰不想過好日子？物質上的貧窮有時不可以被精神力量戰(zhàn)勝。王小波其實是這幫人中較清醒且不那么偏激的人，他意識到倫理領域內問題的復雜性，也知道一旦在倫理領域開口，哪怕是為抨擊錯謬思想，自身清白可能會遭受威脅。但他自覺肩負中年人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此終于開口，不再做那沉默的大多數(shù)。我們的第二種聲音表現(xiàn)出較高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事務參與度，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專業(yè)領域的建言獻策也為事實決策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我認為這是可貴的，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沒有持與官方不同意見、對第一種聲音進行合理質疑與評判的第二種聲音。然而，今天中國的第二種聲音出了很大的問題，具體表現(xiàn)在為批評而批評，總要把批評上升到體制與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很多批評不分時機場合，與其說是客觀公正的批評，不如說是唱反調。第二種聲音聲稱被壓抑，其實自己也在毫不留情地壓抑不同的聲音，乃至在一段時間內，自詡匯聚精英的許多社群中出現(xiàn)了愛國反被嘲諷的現(xiàn)象。王小波說：“我從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痹谏钪形覀儾浑y發(fā)現(xiàn)事實恐怕并非如此。歷史的第三階段孕育出的我們享受了前代人所未有的資源，在近代以來中國衰落的幾個世紀后，中國終于賦予它的民眾在經過理性思考判斷（與盲從洗腦相對）后，仍為這個國家今天的成就（不僅是光輝歷史）感到由衷自豪的底氣。我們眼中的中國和第二階段人們眼中的中國是很不一樣的。我們見到許多光明，我們心懷希望，同時我們的眼界絕不比上一輩人在相同歲數(shù)時狹窄，我們知識結構和整體素質也毫不遜色。當我們逐漸成長，勢必將對前者、前前者進行反思，目前，第二種聲音便首當其沖遭受批判。這好像意味著，我們這代人站在第二種聲音的反面，投入了第一種聲音的懷抱。的確，第一種聲音正被融入的新血液改造，逐漸掌握了更精妙的發(fā)聲方式。但是，第二種聲音在新一代中也培養(yǎng)了眾多追隨者與繼承人，今日在輿論戰(zhàn)中顯得弱勢是因為特殊的外部環(huán)境使第三種聲音背后的大部分人暫時加入了官方話語的陣營，且其他兩種聲音都曾存在被它壓制的情況，這也算一個必然的反彈。等一切平息，形勢還很難說。我認為，我們固然會有人繼承前兩種已然強大的聲音，但我們并未止步于此，這個時代的第三種聲音在我們敲擊鍵盤的手指下初露崢嶸。三疫情讓我們清晰地認識到什么叫輿情紛擾。而在疫情阻擊戰(zhàn)中，看似是第一種聲音取得了對第二種聲音的暫時壓制，其實是第三種聲音證明了自己的力量。第三種聲音沒有掌握現(xiàn)實權力，也不標榜自我的知識淵博、思維理性，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多、聲音大?；ヂ?lián)網大大降低了發(fā)聲門檻，也放大了每個普通個體所能產生的影響。我想第三種聲音相比前兩者的顯著不同在于它沒有鐵打的立場。如果說第一種聲音發(fā)布政策，第二種聲音反對政策，第三種聲音則隨心所欲，在不同事件中可能贊成也可能反對，或者表現(xiàn)為同一事件前后的輿論反轉。從好的方面看，這也許更客觀；另一面看來，它的底線也難以揣測。第三種聲音像一鍋大雜燴，從不乏深刻洞見，卻往往從此生發(fā)出失控的狂歡。它的起點有詳實的論證、彼此尊重的探討，可它的終點往往被剪裁成簡單粗暴而傾向性明確的標題，最后轉化為受眾胸中激蕩的情緒。它在前一秒把某些人抬到天上，下一刻又將其貶到土里。它的記憶很短暫，它的情緒很激烈。它似乎有一些底線，但不知道哪一天這些底線可能成為它的攻擊目標。許多人裹挾其中，它的勢力在一天天增強，現(xiàn)實的權力有時也會為輿情所綁架。也有許多人駐足旁觀，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但和王小波那時的沉默不同。曾經因為恐懼，現(xiàn)在因為迷茫。王小波說：“我們這個社會的論戰(zhàn)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边@句話在今天依然是金玉良言。有的論爭不應涉及道德問題，我非常贊成，可我同樣認為論爭不適用于所有領域。今天的爭議很大程度上在于，這個界限在哪里？第一種聲音認為，有些領域的所謂“自由”“理性”論爭，其實是對國家利益的侵害，換句話說，一些敏感領域我說了算，你不能爭論；第二種聲音認為，論爭涉及道德問題是對自由的損害，會使真理“越辯越不明”，直白地說，這些領域我憑什么不能發(fā)聲，我就是要提出不同意見。它們都有道理，只是它們都不免想把己方有絕對活動權力的界限推得更遠一些，因此永遠不可能達成一個清晰共識。第三種話語的掌控者有時隨一方擠壓另一方生存空間，有時反之。但由于人數(shù)和音量最大，它往往決定著前者每一次小交鋒的勝負。支撐起第三種話語的主體，離不開互聯(lián)網思想的塑造，他們可以包容豐富多元的思想，也展現(xiàn)出將一切公共新聞、倫理爭論簡化成能引起情感波動的消費品的傾向。歷史第三階段的產物在多樣性文化下成長，也沾染泛娛樂化色彩。后者中的許多選擇成為前者中的一員，開始影響輿論之爭的結果。歷史的有些階段過去了，它們的痕跡遺留。我們的確生長在歷史的第三階段，但仔細審查自己，又怎不帶有逝去時代的微茫烙??？這段時間內我選擇了沉默，只和家人聊天，而沒有發(fā)表公開意見。不過我承認，在看著第一種和第三種聲音聯(lián)合擠壓第二種聲音的發(fā)聲空間時，我感到發(fā)自內心的愉悅。冷靜下來想想，這種暢快的感受成分復雜：有因第二種話語的積弊被指出而產生的正義感，有因其曾壓抑不同話語而此番終于輪到它被壓抑的復仇感，有民族自信心和愛國情緒的認同感，還有對昔日權威被拉下馬的幸災樂禍感……總的來說，這些情緒中絕不能說沒有前兩段歷史的印跡，而這些印跡總歸要使我警惕。我害怕我脫離沉默的那天，也將歷史的印跡帶入第三種話語中，哪怕我已能從第三種話語中辨別出熟悉的歷史味道。盡管這樣，我對第三種聲音仍懷著一種信心，因為其中的很多人畢竟不曾忘記歷史，而輿論的極端化更能驚醒不少局中人。每一次輿情向某個方向達到峰值時，往往會迎來反彈。第三種話語畢竟蘊藏著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與活力，雖然殺傷力強，亦有很高的自我覺察與糾錯能力?；ヂ?lián)網上，第三種話語體系內部，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好的可以變成壞的，誰又敢說壞的就一定不能循良性方向演進呢？四扯了這么多，再看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shù)》，我意識到這本書的時代性，也對其中超越時代的精華肅然起敬。雖然讀來風趣有味，但這還是一本有一定門檻的書。如果刨去因為任務而不得不閱讀的一部分讀者，一個現(xiàn)代人愿意在海量的信息資源、五花八門的休閑選項中主動選擇它，多少體現(xiàn)了對思維之樂趣的渴望。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中提到“文革”時期知識被封鎖導致思維的源泉干涸，并認為這是痛苦的頂點。我想他一定是個頂享受思考的人，并從中收獲了醉人的快樂。然而，我認為知識與思維帶來的絕不僅是樂趣，否則，在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當知識早已是社會公認的財富，而思想之威力也已被實踐證明時，為什么還會有數(shù)量龐大的人群時不時主動放棄接觸可以稱得上是知識的信息，自愿讓出思考之樂趣呢？阻礙我們接觸知識并積極思考的，從不僅僅是客觀條件的阻礙，亦有主觀上的取舍，人類的本性總是趨樂避苦的，由此不難得到上面的猜想。知識和思考會不會帶來痛苦？當然會，魯迅著名的鐵房子比喻足以證明。王小波知不知道這一點？我相信他至少比我更明白。可他依然大聲向每個人倡導：敢于思考！敢于保留自己的思想！以思考創(chuàng)造參差多態(tài)，參差多態(tài)則是幸福的本源。我想，能在四十歲上說出這樣話的人，是一個勇敢、樂觀而滿懷理想的人，我雖不追隨他，也不全然信奉他的理論，但我仍敬佩他。沒有人會每時每刻地思考而絕不讓情緒掌控自我，沒有一個世界全是思考的腦袋，思考解決不了人類所有的問題，認真思考也不是在任何場合都適用，思考不總是快樂，還可能帶來對自己的傷害?？晌覀冞€是要思考。當我們思考，我們才能真正從歷史中看到什么，已經過去、正在進行、即將到來的歷史階段才能在我們眼中慢慢清晰。當我們思考，我們的話語場域中才不會總是一家獨大，你方唱罷我方登場，也許可以期待更完善的每一種聲音共同而和諧地發(fā)聲。當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