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讀《論語》，其實不叫讀。說貼切點，就是 “鸚鵡學(xué)舌”。多少有點象瀟湘館里那只“會長噓短嘆，仿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念<葬花吟>”的鸚哥。
少時不懂，所以無惑。好懷念童年時的率性與天真，尤其是當(dāng)過往的價值體系，被“新知”入侵，繼而，你的每一個“舊的自以為是”被“新的自以為是”顛覆時。
因為不懂，所以很容易被各式各樣說法洗腦。加之年輕，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都一直秉持這樣一種認知：讀書使人迷惑，愈讀愈惑。
《論語》，就是這樣一本書。
二
《為政篇》中記錄著這樣一則孔子之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xué)，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p>
十五志于學(xué)。立志好好學(xué)習(xí)，天天向上。
三十而立。學(xué)習(xí)立身處世已見成效，漸漸走上人生正道。
四十不惑。不惑，兼顧學(xué)與思，學(xué)而行，對于人間一切事情，都能明白其道理而不再困惑。盡管實際的狀況是――絕大多數(shù)人，四十歲是迷惑之始。姑且不論惑與不惑，僅從經(jīng)意上解孔子之言，也無甚疑惑。
五十歲知天命。天命為何？便可有一番說道。
孔子一生，明知不可而為之，無論是杏壇講學(xué)，還是涉及政事，無非都是在導(dǎo)人向善，天下歸興。宏愿不能沒有，奈何命途多舛，也須面對。只能盡力罷了。
六十歲耳順。
楊伯駿老先生在譯“耳順”時，說是“一聽別人言語，便可以分別真假，判明是非”?？煞置魉氖畾q時已明理不惑，五十歲都了解天命，何以再過十年，反倒是活轉(zhuǎn)回去了？
此理不通嘛……
插一句，楊伯駿何許人也？
大學(xué)者身份自不待言。楊老先生，凡讀《論語》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論語注譯》幾乎成了當(dāng)代人理解《論語》的“聖經(jīng)”。若將其視作“孔孟江湖中，雄霸中華書局長達半個世紀的武林盟主”絕非誇辭。他的多個注釋本，一直占據(jù)著孔孟等儒家經(jīng)典注譯的半壁江山。絕對如神一般的存在。
七十歲，從心所欲，都不會越出規(guī)矩。又該如何理解？
且拿王羲之作個比喻。羲之書圣地位無可撼動。但我們也勿須想當(dāng)然地以為，他每書一帖，都可與<蘭亭集序>媲美。
得此天下第一行書，少不得六個“可巧”：可巧山陰道上，應(yīng)接不暇；可巧暮春三月，暖陽藹藹；可巧與友相邀，興致極高；可巧小酌幾杯，眼觴意醉；可巧靈感到了，文思泉涌；可巧意緒橫飛，下筆神助。信筆即書才得了這天下第一的滿紙煙霞。據(jù)說后來甭管他怎仿造當(dāng)時的意境，終究未能超越。
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大致可以理解為：王羲之的靈感和意緒，就好比水龍頭里的水，無論何時何地，即開即有。
那是一種天人合德，人書合一的境界。當(dāng)然，不是說這種境界，王羲之不可能有?？稍谑份d中，書圣老先生終究沒活過七十歲，也是實情。
楊伯駿先生在注“六十歲”時歲，他的注譯為“一聽別人言語，便可以分別真假，判明是非”，與注“四十歲”之“對于人間一切事情都能明白其道理而不再困惑。”，推敲之下，伯仲之間。著實與孔子隨年歲逐級進階的人生，實不相符。
楊注先且如此。何許我們還可以逆著年輪，回溯至南宋，看看朱聖人（熹）對這“耳順”，又作何解釋??？
三
朱子曰：“耳順，乃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p>
前半句是講，耳順就聽到任何話語，內(nèi)心立即了解，沒有什么違逆之感。不用思考就領(lǐng)悟道理，乃是理解的最高程度也?？裳约岸?，怎麼聽都覺得孔子是個大言不慚的狂徒？
后半句的“不思而得”，《中庸》原話是：“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呵，狂徒不足道，朱夫子筆下，孔子乃圣人也。
可孔子何時說過自己是圣人了？還真讓人冤死。
單從構(gòu)字上來看，“耳”即“聖（圣）”？分明只是“（聖）圣”一部分，我且不會把“耳”當(dāng)作“圣”，何況孔子？
坦白說，把孔子比作圣人者，二千伍百年來，海去了。然則孔子一則有自知之明，一則謹言慎行，哪至于就竿上爬？為此，他還不只一次招集媒體開會，在公開場合發(fā)表聲明說：“求你們了，憋再說俺是圣是仁咧，俺可擔(dān)當(dāng)不起！”
那么，他會在六十歲時或明示或暗示自己是圣人？呵~~
既然朱注未免抬孔子過甚，咱們就還真得花點心思看看，這“耳順”到底是啥意思？
四
“耳”。但凡認真讀過一次《論語》者，大抵都知道諸如“仁”、“信”、“義”、“善”……與君子德行有關(guān)的語匯，在《論語》中，出現(xiàn)的頻率極高?？杀恢熳犹У绞ト烁叨鹊摹岸弊郑珪袃H出現(xiàn)過四次。
“女得人焉耳乎？”、“前言戲之耳?！睙o實意，語氣助詞。
“洋洋乎盈耳哉！”說的耳朵。再一次就是“耳順”了。
要說“耳”的修養(yǎng)，有多高，似乎無跡可尋。而且孔子在說“君子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時，也不過只把將耳朵與眼、鼻、舌、身、意等其它諸識等量齊觀，並無特別之處！
“順”。順通常是指下對上的態(tài)度，臣順君，子女順父母，弟順兄等，僅此而已。
若說“耳順”果真是孔子的修養(yǎng)成就之一，可何以其它先秦儒家典籍（也就是寶玉惟獨不肯燒的《四書》）里，從未沒出現(xiàn)過？而且在這些典籍中，“順”除了說“下對上”的態(tài)度，就是“順天”或“順天命”。
因此，“六十而【耳】順”的“耳”字，有沒有是衍文的可能？再配合孔子的生平來看， “六十歲順應(yīng)天命”，剎那間如撥云見日，豁然分明。
五
孔子六十歲前后（55歲~68歲），漂流海外面試搵工，且看他都在做甚么？
到衛(wèi)國時，閱人無數(shù)的儀封人，初見孔子便斷定孔子是天之木鐸，就相當(dāng)于上天之喉舌，一切所作所為都是自然而然順應(yīng)天命。
周游途中，孔子有兩次遇到兇險。一次是匡人將孔子認作是陽貨，被匡城的百姓圍困，他毫不猶豫地說：“上天如果還沒有打算把文明都收去，匡人又能對我怎么樣呢？”
還有一次在宋國，桓魋想要殺孔子，弟子們護送老師離開的途中，孔子說“上天將德行賦予了我，桓魋又能奈何于我呢？”
孔子一再強調(diào)，君子五十知天命后，就要“畏天命”。那么在知之、畏之之后，奉行實踐“順之”，即是順理成章。
“文起八代之衰”領(lǐng)袖韓愈在《論語筆解》中解道，“耳當(dāng)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不得不說，這是古代文學(xué)家中少有的洞見。
當(dāng)然，推斷畢竟是推斷。據(jù)出土文獻考古發(fā)現(xiàn)，唐代《敦煌石經(jīng)》的《論語殘卷》的“六十如順”一語中并無“耳”字。
到底是 “六十而順”，還是“六十耳順”，我們只是選擇相信更為可靠的推理和證據(jù)。當(dāng)然詩無達詁，每個人都有自己認定的執(zhí)著。我也只是認為，在我的執(zhí)著中看到了光明，便有了一份分享的心情。
或許，在往后的各類媒體或節(jié)目上，再遇“耳順之年”的說法時，至少可在心上，保持一份清醒的質(zhì)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