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桐城派作為有清一代最大的學術流派,雄踞清代文壇二百 余年,以一千三百多人的學者群體和極為豐富的文章創(chuàng)作與學術理論建 構稱名至今。在現(xiàn)有的文學史框架下,為文派自身“修史”的學術嘗試 非常罕有。文派之歷史,不止是表面上一眾文學家作品和思想的羅列, 還有深藏在作品理論之下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比如作家的成長史、教育史、閱 讀史,作家群體之間的交際、爭論、合作與齟齬,不同派系之間的互動 關系等等。《桐城文派史》體現(xiàn)了將文派研究與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相 結合的思路。全書依托扎實的史料文獻和多元的史學視角,為中國重要 的古典散文流派“桐城派”譜寫了屬于文派自身的文學史。此書對桐城 派的發(fā)展脈絡進行了詳實深入的梳理考據(jù),回顧了近百年來桐城派研究 的學術成果,在桐城派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關鍵詞:桐城派;文派史;學術史
三大家廿年賦寫桐城一邑神韻,八分期九章摩繪文派絕代風華。江小角、方寧勝、朱楊三位學者,歷二十余年精心力撰《桐城文派史》2(以 下簡稱“《文派史》”)終于問世了。此書裒集浩繁史料,對桐城派在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論思想進行了細致的梳理考察。
《文派史》的歷史呈現(xiàn)是精彩且深刻的,既從狹義上勾稽了桐城派作家群體泱泱二百余年的運行軌跡,也從廣義上展現(xiàn)了桐城派文學、桐城派 文論和桐城派學術“三位一體”的宏觀整體面貌。作為第一部真正意義 上為桐城派“修史”的研究專書,《文派史》在學術層面的價值非常值 得闡說。
一、文學史上的嘗試與建樹 桐城派作家大多工詩文,在學理上亦有己見,因此據(jù)一些學者的觀點,廣義上的桐城派應包含“?桐城文派”“?桐城詩派”和“桐學?派”?1。但由于散文是桐城派作家最重要的文體陣地,其文學理論也基 本圍繞散文文體展開,因而將“桐城派”等價于“桐城文派”也是目前 學術界通行的觀點。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文派現(xiàn)象自古有之,針對文派的研究亦始終是古 典學術中的顯學。在現(xiàn)有的文學史框架下,文派往往作為特定時期文學 史的現(xiàn)象而被討論,為文派自身“修史”的學術嘗試非常罕有?!段呐?史》即體現(xiàn)了將文派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相結合的思路。
《文派史》在“修史”層面用力頗深。對桐城派的綜述性研究,本 書并非首例。先行者如吳孟復先生晚年著作《桐城文派述論》,就已經(jīng) 對桐城派經(jīng)典作家、派系以及散文特色進行了述評論考。而《文派史》 顯然不滿足于綜述研究,編寫者以三倍于吳先生述論的篇幅為桐城派修 史,在史料匯集、版本考證等方面都力求準確詳實?!段呐墒贰妨信e桐 城派散文家中較有代表性的?31 人(未計算一些分支流派的作家),既考?察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魁英人物,也涵蓋了一些被傳統(tǒng)文學 史所忽略,為精英作家盛名所掩蓋但文章實力不俗,在桐城派發(fā)展史上 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如吳敏樹、方宗誠、嶺西五大家等。全書在編寫 邏輯上沿用傳統(tǒng)文學史的方法,將二百余年桐城派的流衍變遷劃分為濫觴、初創(chuàng)、發(fā)展、樹幟、鼎盛、中興、轉型和式微八個時期,對各個時 期代表作家的生平、文論、散文藝術和學術思想做了詳細的介紹。這種 介紹不是對作家傳記和文論的簡單堆?!帉懻咧鈱⑼┏桥勺骷?放置在清代總體的社會政治與學術文化語境里,力求厘清作家及其思想 的形成邏輯以便讀者對其然和其所以然都有了解。例如,方苞文論主張 “義法”,本書除闡發(fā)“義法”說的內(nèi)容,還詳細介紹了“義法”說與 清初崩亂之文風、戴名世振興古文之主張、萬季野等史學家之啟迪、《易》?哲學思想的多重關聯(lián),使得方苞的“義法”說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文學主 張,而是一種其來有自的文學思想逐漸演進的結果。此外,《文派史》 還對桐城派作家的發(fā)展譜系做了系統(tǒng)性鉤沉。桐城派歷二百余年流衍, 在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主要文派人物之外,還蔓生出一批在當時文壇 有一定聲名,對文派發(fā)展有重要意義的作家。這些作家或通過師門關系, 或通過江湖情誼,圍繞在桐城派主要人物周邊,以近似的文學及學術主 張構成桐城派的文統(tǒng)道統(tǒng)?!段呐墒贰贩浅W⒅匚呐芍腥宋镒V系的整理,?對作家群體之間通過交游、拜師形成的紐帶進行了詳考。例如,陽湖派 作為桐城派的支流,其誕生的一大背景即是劉大櫆弟子錢魯斯和王灼對 惲敬、張惠言的引介?!段呐墒贰防砬辶藙⒅铃X、王,再轉到惲、張的 譜系,為桐城派和陽湖派之間的關系繪制了清晰的圖譜。讀者不再是簡 單接受桐城派的歷史外貌,而是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如何在文派的體系中 成長,文統(tǒng)道統(tǒng)如何在多代作家的傳承中發(fā)展和演變?!段呐墒贰返木?寫邏輯雖不復雜,但這種內(nèi)在譜系的建立,以及對相關瑣碎史料的考據(jù) 發(fā)掘才是最見功夫的。
《文派史》的史學視角是多元的,在文學命題之外更關注到了桐城 派的文化意義。其一,《文派史》對于文化地理學的思考反映出桐城派 研究的新思路。桐城派是以地理名稱命名的文學流派,而安徽桐城這一 文化圓心,在早期的桐城派研究中卻相對受忽略。大部分專著不探討“桐城”這一地理要素,而即使如吳孟復先生的《桐城文派評述》提到了桐 城文派與桐城之關聯(lián),也僅僅以一二頁篇幅略談桐城當?shù)亍白x書科舉仕 宦”的民間風氣,以及桐城人對外交流之便利,但這些特質在中國很多 地方都有,不能解釋桐城派與桐城地理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人文地理作為 古典文學研究的一種方向,近年來得到學界的關注。在桐城派研究領域, 許多學者對地理因素與文人創(chuàng)作的關系都有所考察,如拙文《地理與學 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辯》,即探析了桐城地理與桐城派文統(tǒng)道?統(tǒng)之關聯(lián)1?!段呐墒贰烦浞旨橙‘敶鷮W術界的新思路,加意于桐城的人?文地理變遷和桐城派作家的桐城書寫。例如第一章“桐城文派淵源”, 除分析明清鼎革之際桐城地方文人群體的文學生態(tài)外,還特別單列“桐 城文派作家筆下的鄉(xiāng)情與桐城理學”一節(jié),對桐城地理的歷史推移和自 然風貌作詳細介紹,通過地方縣志、地方詩文選集、地方經(jīng)濟文獻和知 名人物圖譜,清晰勾勒出文化高地“地靈人杰”的面貌?!段呐墒贰穼?文化意義上的桐城做了深入考掘,關于當?shù)匚慕虃鹘y(tǒng)和理學淵源的論述 十分出彩。書中對桐城本地的書院和其他教育機構做考察,并統(tǒng)計桐城 望族在科舉方面取得的成就,發(fā)現(xiàn)了家學、家族以及家族之間姻親交往 對桐城籍作家成長的影響。這一研究證明桐城派的誕生與發(fā)展并非純粹 的文學問題,而是一種地方鄉(xiāng)土與社會關系共謀而成的現(xiàn)象。桐城派在 學術上推崇程朱理學,一般認為是受到方苞的影響。《文派史》通過查 考《桐城縣志》,發(fā)現(xiàn)桐城自明嘉靖以來就有非常深厚的理學教育傳統(tǒng)。
以方氏家族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大家在桐城講學著書,遂在地方形成 一種遵奉宋學之學術風氣,而此種風氣恰好成為孕育桐城籍作家的大環(huán) 境。這一探索也表明桐城派的學理主張并非作家個人好惡,而是有著濃 厚的地方文化特色。通過對地方志和資料集的細致挖掘,《文派史》找 到了桐城文化地理與桐城派文人的耦合點,讓桐城派的歷史建構不再限制于單純的作家作品研究。其二,《文派史》嘗試發(fā)現(xiàn)作家在文學以外 的面貌。過往的桐城派歷史梳理,不僅局限在有限的作家群體上,還往 往衹關注作家的文學身份。事實上,桐城派作家對有清一代文學、學術、 社會文化的介入是全方面的,僅從文學角度看待桐城派是對這一文派影 響力的低估?!段呐墒贰吩诰幾脒^程中有意識拓展了桐城派作家的維度。?例如,對于桐城名家方苞,書中除介紹其知名的“義法”說,還單獨介 紹了方苞與程朱理學的關系,呈現(xiàn)了方苞對宋學的接受史,以及其作為 宋學衛(wèi)道士言辭激烈、有失斯文的一面,這在以往的桐城派歷史著作中 是少有的。又,在介紹劉大櫆和姚鼐時,本書專門探討劉、姚對清代教 育制度的影響,如劉大櫆在徽州居留十二年,通過問政書院培養(yǎng)出一批 徽州本地文章大家,推動徽州區(qū)域文化交流;姚鼐在蘇、皖主持書院四 十年,提出了非常體系化的人才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對書院管理制度 多有貢獻,使得姚門弟子后來成為桐城派的中堅《文派史》對桐城派文 人教育經(jīng)歷的關注,表明當代學界正有意識拓寬桐城派歷史的建構維度。 文派之歷史,不止是表面上一眾文學家作品和思想的羅列,還有深藏在 作品理論之下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比如作家的成長史、教育史、閱讀史,作家 群體之間的交際、爭論、合作與齟齬,不同派系之間的互動關系等等。
《文派史》建立在一套更有力的歷史研究方法論上,這也使得這部?1000 多頁,百萬字的文史著作不僅毫不枯燥,反而能為復雜繁冗的桐城文學 史提供許多別有新意的切面和視角,為桐城派研究者帶來極為有益的學 術啟迪。
二、學術史上的會通與超越
《文派史》的重要價值之一,在于對以往桐城派綜合性研究的會通 與超越。 關于桐城派的學術研究大抵發(fā)軔于晚清至民國時期。此類研究以桐 城派作家之詩文創(chuàng)作或文學理論為主,對于桐城派作為文派本身的歷史 考察相對較少。以桐城派歷史為研究對象的系統(tǒng)性著作,有姜書閣先生 的《桐城文派評述》(1928),劉聲木先生的《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1929),?吳孟復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論》(2001)等幾種。姜、劉二位先生的研 究開展于?20 年代,大致處于桐城派受新文學撻伐,逐漸走向式微的時期。吳孟復先生晚年所作《桐城文派述論》汲取了?20 世紀中后期以來 桐城派學界的研究成果,在史料廣度和學理深度上都有所進躍。總結來 看,在過去近一百年,桐城派研究雖在文獻學、文體學、批評理論等領 域積累了豐碩的成果,但始終缺少一種集大成的系統(tǒng)專書,用現(xiàn)代學術 方法為文派建立起文學史的敘述話語。由此觀之,《文派史》的問世, 無疑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
江小角等先生在桐城派研究領域深耕多年,《文派史》體現(xiàn)出編纂 者集大成的學術展望。在史料匯集方面,《文派史》達到了目前桐城派 文學史著作的最高高度。無論是姜先生的《桐城文派評述》還是吳先生 的《桐城文派述論》,在介紹桐城派歷史時都沒有在文獻上做足功夫。 姜先生評述篇幅僅百余頁,所用史料有限;吳先生述論關于桐城派的內(nèi) 容不足二百頁,且其中歷史文獻均不知其所出,故而二者所作在今天看 來更多屬于科普或評點性質。相比之下,《文派史》對桐城派史料文獻 的挖掘可謂到了無所遺漏的程度。全書考輯古籍史料 261 部,大部分作 家傳記和詩文集都經(jīng)過編者或業(yè)內(nèi)學者的重新勘誤點校,文獻可信度高, 極大方便了學者的研究工作。依托扎實的史料匯集,《文派史》對于桐 城派的學術命題能展開更大的闡釋空間。以文論為例。桐城派作家以散 文名世,其文論觀點在古典文學理論體系中亦影響深遠。一般認為,桐 城派文論的理論基石為方苞的“義法”說。以此為嚆矢,延伸出劉大櫆 “義理、經(jīng)濟、書卷”說,姚鼐“義理、考據(jù)、文章”說,姚瑩“義理、經(jīng)濟、文章、多聞”說,方宗誠“義理、經(jīng)濟、事實、考證”說,曾國 藩“義理、辭章、經(jīng)濟、考據(jù)”說等諸多變體。由于歷史久遠且?guī)煶嘘P 系紛繁復雜,桐城派作家雖有近似的“文統(tǒng)”,卻在具體的“文論”層 面多有差異化的主張。
至于系統(tǒng)性探勘桐城派文論者——如賈文昭先生《桐城派文論選》曾遴選 46 名桐城派作家的文論進行評說——數(shù)量相 對較少。《文派史》在建構桐城派文學史的過程中,將文論提升至與文 學創(chuàng)作并重的高度。全書各章在梳理作家生平、詩文寫作、師門傳承之 余,都單獨設節(jié),專門介紹作家的文論主張,幾乎做到了有人必有論, 對桐城派文論的發(fā)掘細化到了一些相對邊緣的作家。關于方、劉、姚等 名家的文論,前人之述備矣,因而《文派史》有意識地選取部分不太知 名,但在文論上有所作為的桐城派文學家作為擴充。例如在介紹方苞時, 特別考察了學界關注相對較少的方苞弟子王又樸和雷鋐,不僅陳紹二者 的古文創(chuàng)作,還特地詳述兩人的文論主張,如王又樸脫胎自方苞,加上 個人理解而產(chǎn)生的“文質論”(質之至者,文自生焉)、“立言有體”、“風?雅之道源于性情”,雷鋐的“淳古沖淡”、與山川相映發(fā)等。這些作家的?文論大多屬于方、劉、姚理論的變體,但對于桐城派文論史的完備頗有 補充意義。其他人如王灼、管同、劉開、李宗傳、吳敏樹等,書中對其 文論都有詳實細考的介紹分析。雖然選取的敘述對象仍然以名家大派為 主,但從文獻的史料收集、填充和展開來看,《文派史》對桐城派史料 的整合整理已經(jīng)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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