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中，《紅樓夢》是文學史上當然的老大，《三國演義》不能攖其鋒。

胡適認為《三國演義》“不能算一部有文學價值的書”，是自宋至清初的“平凡的陋儒”的“共同作品”。

周作人在50年代談到《三國演義》時說：“我近年重讀一遍，很虛心的體味，總不能知道他的好處何在?！?/p>

但論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jié)之深入民間，數百年來，中國至今尚沒有能與《三國演義》比肩者。

蘇軾《東坡志林》載：“聚坐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笨梢娔菚r三國故事已聞之街頭巷尾。胡適所謂的“陋儒”就是下層文人，一代代將三國的故事完整起來，成就了最后的整理者羅貫中。

可以說，《三國演義》的民間“出身”，決定了其深厚的“群眾基礎”，而作為幾百年民間文人的思想情感的匯集，《三國演義》反過來塑造了民間大眾的心靈。

至今學界評《三國演義》，依舊說著追求國家統(tǒng)一，宣傳忠義思想之類的老生常談。其實這些都是表象，全搔不到“民間社會”的癢處。

民間話語在正統(tǒng)思想面前，往往有種狡猾的表達。就像《金瓶梅》，開頭和結尾充斥著貌似正統(tǒng)的說教，不過是以權威話語作粉飾，掩蓋其市民趣味，獲得合法生存而已。

《三國演義》在民間塑造了兩個最大的偶像——關羽和諸葛亮，我們可以從其間，透析些民間精神內蘊。

關羽已經成圣，官方吊之為“忠勇”，但民間崇拜的卻是他的“義”。

皇權統(tǒng)治通過儒教將“忠”的觀念強加于民眾，但“忠”是一種上下關系間的倫理，民眾永遠處于被剝奪的弱勢。而“義”則強調了一種平等關系間的道德觀念，其間民眾能有限地爭取自己的權益。

“結義”就是與宗族、血親之外的人，建立比親屬更深刻的人際關系，甚至追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里面有種輕賤生死的古風，超越了人之常情，就像宋江會為了“義”兄而殺害自己的小妾。中國的俠文化，也是從這個“義”字蛻變而來。

所謂“義”氣，就是忠于某個特定的人際關系構成。在這其中，關羽顯得頑固和古板，為了追隨義兄劉備，他可以屢殺恩人曹操的將領，但在赤壁之戰(zhàn)中，又不顧死罪，向曹操還債，策馬放行。在兩個矛盾的關系構成中，都要求全，關羽只好放棄生命。

易中天先生對中國南方把關羽奉為財神表示不解，其實這只是一種商人崇拜。商人要離開自己的宗親、家鄉(xiāng)，到異地與其他商人貿易，惟希望相互建立一種信“義”關系。這是商家道德，也是脫離熟人社會的個體之間希望達成的理想交往。而關羽就是真誠與信義的象征。

這種象征也使關羽成為民間秘密社會的共同偶像。

不知道諸葛亮理不理解關羽的頑固和古板，他在幫助劉備的手段上明顯更加靈活，對待周瑜，甚至有些不厚道。

如果說關羽的成圣是一種性格的勝利，那諸葛亮的成圣則是智力的勝利。

《三國演義》的第一主角到底是誰？應該是諸葛亮。在諸葛亮出現(xiàn)以前，看客還在為呂布、關羽、張飛、趙云的武力陶醉，孔明一出，人們馬上發(fā)現(xiàn)，決定政治成敗與戰(zhàn)爭勝負的是智謀。小說成功地布設了一個“智謀”高于一切的游戲規(guī)則，諸葛亮作為智謀的化身，自然成為小說的主宰者。

關羽是下層文人們記錄的民間塑造，但在記錄中，下層文人也塑造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智謀是文人的特長，而諸葛亮的身份是“躬耕于南陽”的“布衣”，也是來自民間的文人。所以民間文人們在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時，把自己可能成為的人物（諸葛亮）的智謀做了最大化的處理。魯迅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至于著名的“三顧茅廬”，杜中鋒先生認為，讓一個皇權代表對一個布衣書生低聲下氣，爾后“以師禮待之”，則有意改寫封建王朝帝王與文人之間的主奴關系。作為民間文人的小說，作者用這種近乎“意淫”的想象顛覆了固有的權力關系和等級制度，并且夸大其詞的彰顯自身的價值與威力——有一種民間“狂歡節(jié)”的味道。

魯迅寫過一段讓許多人摸不到頭腦的小雜感：“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說的就是道教少正統(tǒng)的道理，只有大大的“民間”二字。

如果讀不懂《三國演義》，你照樣不懂中國的大半，因為它已是中國民間的人才學、管理學、成功學、倫理學……甚至是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