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別人發(fā)脾氣，或者一時沖動說錯話，而我們自己也意識到的時候，往往會出現(xiàn)幾種情況：愧疚、變得討厭和提防對方、感覺對方“罪有應得”

實際上，這都是我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友善待人”的觀念根深蒂固，甚至說，從孩提時代接收到足夠多的善意后產(chǎn)生的一種心理定勢：不友善待人是一種錯誤，并且會因此產(chǎn)生不安、愧疚等情緒。

那么我們的大腦會如何下意識去讓我們減少因為這種情況而產(chǎn)生的負面情緒呢？

它會去尋找“什么人才會被不友善地對待”，于是結(jié)果很顯而易見：“有罪”的人“可以”被不友善、甚至冷酷無情地對待。

所以，一旦將對方“認知”為“犯錯”的人，那么就會繼而不斷生成“對方各方面都很壞所以才會犯錯”的錯覺，甚至下意識去“尋找”證據(jù)--實際上，只要對方有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解讀為“他的品行不端”。

此事在《列子·說符》中亦有記載：

“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顏色，竊斧也；言語，竊斧也；動作態(tài)度，無為而不竊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tài)度，無似竊斧者?！?br>

就是有個人斧子丟了，覺得是鄰居兒子干的，于是無論那孩子做了什么，都覺得是偷了斧子的行為；直到后來找回了斧子，就又覺得隔壁孩子一點也不像個賊了。

當然，這是在我們產(chǎn)生“對方不好”后的心理機制了。

產(chǎn)生這個想法之前的機制，則是另一個心理學實驗：

參與者被招募去參加某個實驗，實驗過后被實驗人員告知，實驗的報酬會延遲一些發(fā)放。之后，對于參與者，設置了幾個實際發(fā)放報酬的時間節(jié)點，一種是一天后，一種是一周后，一種是一個月后。

后來在發(fā)放獎勵后，對參與者做了回訪，問他們對該實驗人員的印象。

令人意外的是，拖延的時間越長，對實驗人員的印象越好。

另一方面，越是“專業(yè)”的措辭（哪怕只是借口），也能越增加這種好感度。

根據(jù)后期的分析，這種“好感度”并不是來自于對方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對方這種做法對于參與者“之前的決策是正確的”這件事的支持。

也就是說，越是高大上的理由，越能讓參與者覺得自己參加這個實驗是正確的，哪怕延遲了報酬，但自己類似于“為科學先獻出了貢獻”的感覺讓他們對整件事產(chǎn)生了正面的情緒體驗，然后投射在了事件的相關人員身上。

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這件事本身不是“科學實驗”這種普遍意義上的“高大上”事件，那么結(jié)局也會截然不同。

但最終的作用是一樣的：“我之前的做法沒有錯”，是我們的一種心理自我保護機制。然后我們還會通過后續(xù)的任何事情--對，是任何--去反復強化這個信念，讓我們始終保持心境的穩(wěn)定。

于是就會出現(xiàn)類似“我不和對方溝通是因為對方就是不好溝通的那類人”，“我不關心對方是因為對方就是高冷不喜歡別人關心”之類的想法。

但絕大部分情況中，如果涉事雙方都是成年人，尤其是工作上的關系，那么也往往會通過合理的溝通來化解這些問題，因為這涉及到“工作是否能正常開展”，這對于雙方而言，可能比“個人感受”更重要，或是，工作的順利與否，對于“個人感受”的影響更大。

那么，這種情況似乎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去關注的？

并非如此。這種情況發(fā)生的重災區(qū)，其實是親子關系。特別是當孩子還在未成年人的時候。

因為孩子的心智遠未能與成年人同步，而家長對于孩子的教育往往也是缺乏成熟的理論支持，于是反而變成了像小孩子鬧矛盾的情況，尤其家長仍然能用“權(quán)威”去繼續(xù)讓孩子“聽話”，而隨著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越發(fā)變強（自主性強，但遠不是成熟），他們對應這種負面情緒的方式也越發(fā)激烈和混亂，在家長的眼里自然就是印證了“我罵孩子是因為孩子不聽話”這個觀念，最終親子矛盾愈演愈烈，越是不聽話，越是覺得當初的“不友善”是對的，越是繼續(xù)保持這種惡劣的態(tài)度。

那么孩子怎么可能突然“成熟”起來，重新“聽話”呢？

反過來說，孩子的反抗會讓家長下意識“避免溝通”“尊重他的意見”，于是孩子在這個過程中“習得”了“我越是反抗，他們越是會給我空間”，這個錯誤決策也被反復強化。

這個過程中，家長孩子彼此身上的缺點更會被彼此無限放大……

于是我能看到很多家庭親子關系不好，但雙方都不認為自己有問題，而且基本上都會覺得“自己都是沒辦法才這么做的”。

因此，切勿情緒上頭，還將這種情緒投射在對方身上，而是始終以成熟的方法去處理矛盾：既然自己確實“不友善”，就要認真道歉，那么就算有情緒，也能被理解，也能互相加深認識，讓關系更加緊密。

對于孩子就更加如此，一個有情緒但會反思和道歉的家長，能讓孩子學會同樣的相處方式，而不是反抗和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