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
疫情肆虐期間，身處武漢的作家方方，其日復一日的日記，瞬間爆紅，化為萬眾矚目的一道風景。
日記很深刻嗎？不深刻。只是浮光掠影地平面抓拍，而不是鞭辟入里地深度透析。
很全面嗎？不全面。僅為一鱗半爪，而非上下左右地面面俱到。
很豐滿嗎？不豐滿。僅為枝條的細微末節(jié)，而非樹木的整體風貌。
揭示了什么秘聞嗎？沒有。
她之所講，自媒體早已沸沸揚揚。揭示了什么真相嗎？也沒有，
她之所言，并不新鮮，皆為人所共知的舊聞。
也就是說，她筆下之陳述，凡正常人，只要設身處地想象和感同身受地體會，都能預判得到。
換句話說，她的日記，尚且止步于常識的范疇，距離思想的領域還很遙遠。
那么，她的日記為何會引發(fā)如此熱烈地回響？
依我之分析，原因無非有三：一，她是在說人話，而不是在打官腔。人話，就是家常話，隨意，親和，沒有套路和模板，不正襟危坐，不故弄玄虛，亦不居高臨下。
二是她唇舌之所言，正是大多數(shù)人心中之所想。也就是說，她說的事實和道理，與受眾心中所想的欲說的，有其高度的重合性，因此才點燃公眾共鳴的激情。
三，眾多寫作者都以權(quán)衡利弊的精明，或緘默不語，或加入了另一種合唱，唯獨她還在執(zhí)拗地堅守于一己的獨唱，于是她的話語，就成了萬綠叢中的一點紅，成了那些厭惡虛假渴望真實者唯一可以依偎的精神呼吸機。無數(shù)憋悶的人，懷揣一肚子的怨憤，卻找不到發(fā)泄的通道，于是紛紛朝她的日記聚攏而來，并借用她的文字，來排遣自己的情緒，抒發(fā)自己的心聲。
方方的日記，并非那么地口無遮攔，而是欲言又止的，是淺嘗輒止的，甚至是在沿著一條既定的軌道亦步亦趨：天氣，醫(yī)生朋友的說法，鄰人或朋友的視頻，對已公開的某個事件和甚覺荒唐的某種現(xiàn)象的評述等，依序排列，而又蜻蜓點水，未敢在某一個焦點上多加停留，更不敢對其過多地糾纏與深究。其基調(diào)是平緩的，清淺的，又是郁悶的、幽怨的、焦慮的、憂傷的和悲憤的。
方方盡管置身疫情肆虐的中心地帶武漢，但就其受害的輕重而論，她還未深陷悲劇的漩渦。
和武漢絕大多數(shù)市民一樣，她只是被禁足，被驚嚇，既無衣食住行之憂慮，又無失卻至親至愛之痛楚。對于那些絕門絕戶的家庭，對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對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她不過是一個具有同情心與同理心的路人甲而已。
真正的苦難者，眼淚已經(jīng)流干卻聽不到他們的哭聲，內(nèi)心鮮血淋漓卻看不見他們的哀嚎。他們的表情，被亢奮的口號聲所遮蔽。
作為旁觀者的方方，心有戚戚而不忍，于是就以打抱不平的姿態(tài)，替他們呻吟幾聲，抱怨幾句，甚至不乏勇敢又不乏小心翼翼地略微揭開他們面紗和衣襟的一角，將他們的淚痕和傷口，展示給世人過目，僅此而已。但奇異的是，她卻已成為無數(shù)口炮的箭靶，遭到一陣陣口誅筆伐的炮轟。
炮轟方方者，已不能容忍死灰里有一粒火星，不能容忍吹拉彈唱的合奏中有一支游離之外的獨奏的笛子。他們，在一種“正確”的話語體系里浸泡日久，已被“正確”同化，腦子儼然已硬化成了板結(jié)的鋼筋水泥，連人之常情都可以罔顧，連極其私人化的日記之所寫，都要橫加討伐和干涉。
災難中的傷痛不該被記錄嗎？災難中的悲苦不該被言說嗎？災難中的胡作非為不該被追問嗎？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站在大海淺灘的方方，根本就不敢涉足深水區(qū)，僅是撩撥了幾下水花，替那些家破人亡的冤魂和他們茍活的家人，發(fā)了幾句鴻毛般輕淺的牢騷，何錯何辜？
面對災難，作家應該抱持怎樣的站位，應該以怎樣的角度來書寫，這樣的問題，本來是一池清水，答案明晰無誤，卻硬是被那些不知文學為何物的攪局者，攪和成了一灘渾水，及至于成為一道即使探討也探討不清的懸疑。
就這等話題，在千年之前，杜甫老先生就用他不朽的“三吏三別”，為后人做過示范，可惜太多的后人至今還要對其浪費唾沫地爭論不休。
在“車轔轔馬蕭蕭”征戰(zhàn)聲中，杜老先生沒有被壯士奔赴疆場的豪邁迷惑眼睛，沒有歌詠戰(zhàn)爭的波瀾壯闊和勇士的驍勇善戰(zhàn)，而是把聚焦的目光，對準了咸陽橋上妻兒離別夫妻分手時撕心裂肺的哀慟。
他是飽蘸著血淚寫作的，其筆下的每一個字詞，都仿佛在呻吟，在控訴。他哀嘆于連綿的戰(zhàn)事，強加給苦民超重的負擔；他憂患于沉重的徭役，造成草民生活的苦不堪言……杜甫，在當下的語境里，無疑屬于離經(jīng)叛道之類，但誰又敢說他不是偉大的愛國者呢？不體恤小民的冷暖，不體察民眾的饑飽，卻夸夸其談于自己是何等地愛國，不覺得很荒誕嗎？這樣的愛國，是無頭之帽，是無腳之鞋，是虛偽的，是虛妄的，更是冷血的。
就方方日記表達的內(nèi)容，只是一個生理和心理皆健全的人，再正常不過的精神反應而已，談不上出格，更無涉于別有用心。但在沙漠里，一根綠草就是卓越的存在；在無棟木的荒野，一株竹子也足以讓人驚喜不已……方方就這樣在稀里糊涂間，像隨波逐流的貝殼一樣，被推進貼有英雄標簽的煎油鍋，成為孤獨的英雄。
方方這樣一位柔弱的女性，成為孤獨的英雄；她閃爍其辭的日記，成為振聾發(fā)聵的稀有聲音，注解的，是全民侏儒化的實情，絕非什么榮光之事。
美容師有美容師的職責，解剖師有解剖師的職責，七十二行，各不相擾，又各有其責。
作為個體化勞動者的作家，就應該關注生命的沉浮，關注人性的黑白，關注個體的命運，關注渺小的人在強大的現(xiàn)實中的困惑和困境、愛恨和離合，而不是陷入某一種宏大敘事的體系之中掘金撈銀并自鳴得意。
任何一個貌似宏大的歷史敘事，無不像隆隆開過的壓路機，將無數(shù)的螻蟻碾得粉身碎骨。而螻蟻，就是現(xiàn)實中的你我，以及你我的兄弟姐妹。
在石頭與雞蛋的相碰中，作家就應站在雞蛋的一旁。作家，不是壓路機的同伙，而是照亮螻蟻和草芥的夜燈。關注螻蟻，關注草芥，關注那些不幸者的不幸，替他們發(fā)聲，為他們代言，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責任。
唯有如此，作家才能與良知同行，與道義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