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件文物說黨史（001）】南湖紅船：一大究竟哪天結(jié)束會議？
如今，這條游船，安靜地停泊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湖心島東側(cè)，接受無數(shù)朝圣者的瞻仰。
換個角度看：
中國革命就從這里啟航：
一大會址碑：
“紅船精神”：
南湖革命紀念館
煙雨樓
許多人可能最早是從課本里知道，浙江嘉興南湖有個煙雨樓：
“微雨欲來，輕煙滿湖；登樓遠眺，蒼茫迷蒙?！?/p>
同時知道的，還有革命老人董必武的詩。
——這是革命者的南湖。
此后，又在金庸小說里見到了煙雨樓：大俠們就是在這里豪飲、約架。
——這是刀光劍影、快意恩仇的南湖。
煙雨樓，始建于五代后晉年間(公元936—947年，當時此地屬吳越國），初建于南湖之濱。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8年)，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遂成湖心島，次年移樓于島上，從此這里被稱為"小瀛洲"。
乾隆下江南，愛此處美景，幾次駐蹕于此，甚至將此樓復制到避暑山莊，所以留下乾隆身世的傳奇。
中國的古樓，很少有原物留存至今的，因為木質(zhì)建筑，多半會毀于戰(zhàn)火。
煙雨樓也是如此，屢毀屢建；今天看到的這個樓，乃是1918年所建。
看樓多半是為了印證歷史、憑吊古人，所以樓不在高，有故事則靈。況且，即使是近人所建，也是有一百年歷史的文物了。
煙雨樓內(nèi)的匾額“湖天一覽”：
煙雨樓的西北側(cè)有一亭，號“來許亭”。這是為紀念一位勤勉的地方官所建，俞平伯先生題寫的匾額。
造福一方，自然有一方百姓紀念。據(jù)稱，清嘉興知府許瑤光頗有政聲，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任期已滿，進京覲見皇上。嘉興士紳在煙雨樓西北建一亭子，在許知府離嘉興前在此亭設(shè)宴為其餞行，將亭子取名為"來許亭"，意為希望許瑤光再來嘉興。
許知府進京赴朝廷述職后，果然應了嘉興士紳們"來許"的口訂之約，仍回嘉興續(xù)任知府。那時地方官和士紳之間的關(guān)系，有時沆瀣一氣，有時則是君子坦蕩蕩，總之是接地氣得多。
煙雨樓背面，是一處精致的小花園：
在煙雨樓上俯瞰，前面就是這條著名的紅船：
究竟哪一天在紅船上開會呢？
一大的開幕時間是2021年7月23日，已有定論。但究竟是哪一天結(jié)束的，長期以來眾說紛紜。
當事人的回憶和檔案資料記載都不一樣，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等六種說法。
2013年2月，嘉興市委牽頭，聯(lián)合多個部門和單位組織《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課題，開展跨領(lǐng)域、跨地域攻關(guān)。
2018年，《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重大課題成果正式發(fā)布，確認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時間，即中共一大閉幕時間為1921年8月3日。
這個結(jié)論是如何得出的呢？
在廣泛收集海內(nèi)外檔案資料的基礎(chǔ)上，課題組收集和考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后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蹤、嘉興南湖會議前后的氣象資料、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王會悟及一大代表在嘉興的行蹤等大量事實證據(jù)，形成了完整“證據(jù)鏈”（以下內(nèi)容均來自該書）。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蹤
7月30日晚上，本應舉行的最后一次會議，因偵探的闖入被迫中止。之后，經(jīng)商議決定，代表們轉(zhuǎn)移到浙江嘉興的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
在那種突發(fā)事件慌亂情況下，會議組織者不可能在當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別是五位臨時在其他地方落腳的代表，做什么舉動。
1921年8月下旬《廣東群報》連載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詳細記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當晚的經(jīng)過和第二天的所見所聞，佐證當晚陳公博沒有接到第二天“停會”或去外地續(xù)會的通知。
7月31日，陳公博夫婦乘坐傍晚7時15分的快車去杭州之前，曾經(jīng)找過李達和張國燾，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達、張國燾告訴陳公博“打算停會”，說明這一天他們是見過面的。這個事實佐證李達、張國燾等會議組織者31日還在上海。
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嘉興刮巨風的事實
據(jù)1921年8月初《申報》《新聞報》等報刊的報道，8月1日下午4時半至晚上8時，嘉興刮了一場巨風，南湖邊的裕嘉繅絲廠新蓋38間廠房被吹倒了36間，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還淹死3個人。
所有代表和王會悟等相關(guān)人員的回憶，都沒有提及這場巨風。這可以確認嘉興南湖會議不是在8月1日這一天召開的，也佐證了王會悟8月1日不在嘉興。
新寧輪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的事實
據(jù)《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回上海第二日我們便附新寧輪歸粵”。
研究人員查閱1921年7、8兩個月《申報》商務(wù)版刊登的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確記載新寧輪于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而陳公博就是乘坐這班新寧輪離開上海、于8月10日抵達廣州的。
陳公博在《我與共產(chǎn)黨》一文中提到：“歸來上海之后，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后大會已經(jīng)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jié)束?！?/p>
如果這一日他還在嘉興召開南湖會議，周佛海與陳公博不可能見面。因此，有關(guān)新寧輪的證據(jù)排除了8月4日及以后時間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8月4日說”的主要依據(jù)是《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記載。經(jīng)過查考，這一記載缺乏史實依據(jù)。
“8月5日說”的主要依據(jù)是寫于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爾基斯的信件。這封信件明確記載“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大會”。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距離中共一大閉幕僅60多天，記載的開幕時間是準確的。課題組認為，信件所說的閉幕日期很可能是嘉興南湖會議選舉產(chǎn)生的中央局成員回到上海后，“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
斯穆爾基斯有可能把嘉興南湖會議與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局會議統(tǒng)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大會”，便把8月5日當作了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
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等事實
厘清代表和王會悟是分兩批還是同一批、是同一天還是分兩天到嘉興，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在8月2日或3日召開的一個關(guān)鍵。這里有一天的時間差。
根據(jù)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嘉興火車站到鴛湖旅館再到獅子匯渡口的實際距離、絲網(wǎng)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實，可以確認代表是分兩批、分兩天乘坐早班車到嘉興的，從而排除“8月2日說”。依據(jù)有三：
一是從會務(wù)準備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事先做好續(xù)會的準備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準備是提前雇好開會所用的船。會議組織者決定到嘉興南湖續(xù)會后，就商定由王會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著”。根據(jù)《鴛鴦湖小志》記載，絲網(wǎng)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會悟提前一天到嘉興，也沒有雇到開會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號船，進一步證實了絲網(wǎng)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記載屬實。
二是從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兩批到達嘉興，王會悟等人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到嘉興，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時的106次慢車，而這趟慢車到嘉興的時間是12時20分。如此，會議就只能在下午開始，這沒有任何事實依據(jù)。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兩批到嘉興不符合實情。
三是從一大代表和王會悟到嘉興的行蹤看。王會悟和一些代表回憶，她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到嘉興后，先到鴛湖旅館開好房間，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數(shù)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代表們到嘉興后，“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王會悟所雇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這說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會悟到嘉興的次日來到嘉興，并直接從火車站到獅子匯渡口上的船，沒有進城，也沒有在嘉興住宿。
上述四個方面的史料，形成了完整的證據(jù)鏈，揭示了中共一大從上海轉(zhuǎn)移到嘉興南湖續(xù)會的經(jīng)過：
8月2日一早，王會悟與幾位代表“作為具體的安排事務(wù)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fā)”，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赴嘉興。到了嘉興后，入住鴛湖旅館，預訂好第二天開會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張國燾在上?！巴ㄖ鞔砻髟绱钴嚽巴薄?/p>
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車于上午10時13分到達嘉興，王會悟接站后即帶領(lǐng)代表們到獅子匯渡口登船，進入南湖，于上午11時左右至下午6時左右，在預定的游船上召開了嘉興南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綱領(lǐng)、第一個決議，選舉產(chǎn)生了中央局領(lǐng)導機構(gòu)和成員，完成了大會的所有議程，宣告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
會后，大多數(shù)代表乘坐當晚8時15分的115次快車返回上海。
一大代表在嘉興的行程：
仿制游船
為紀念這件大事，1959年，南湖革命紀念館根據(jù)前來嘉興安排游船的王會悟（1898—1993年，浙江省桐鄉(xiāng)縣烏鎮(zhèn)人，1918年到湖州湖郡女塾攻讀英語，1920年與李達結(jié)為伉儷）的回憶，仿制了一艘絲網(wǎng)船模型，送到北京，請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審定認可后，按模型原樣仿制了一艘畫舫，作為南湖革命紀念船，供群眾瞻仰。
1964年，董必武重來南湖，他登上這條畫舫，感慨萬千，揮毫題詩一首：“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慶工農(nóng)。重來正值清明節(jié)，煙雨迷蒙訪舊蹤。”
1985年建訪蹤亭，刻有董老的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