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的那首《When We Two Parted》有很多個譯本，但讀起來最為心動的是查良錚先生譯的《想從前我們倆分手》。

“從前”，“我們”，“分手”，單單是這個標題讀起來就已經很讓人浮想聯翩了。

很早的時候就讀過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十幾歲情竇初開的年紀，苦思冥想也是理解不了那個女人熾熱了一生的感情到底是因為什么的。一遍遍的飛蛾撲火，從一無所有到擁有一切再到一無所有，直至死亡也不肯罷休，實在不能明白支撐她一路走來的動力又是什么。

三十歲那年的徐靜蕾無疑是最文藝的，于是她將這樣一部暗戀至極的小說改頭換面用了自己的文藝表達方式拍了出來，以至于文藝至極，又寡淡至極，非一個人單獨看不可，多一個人一起看便再也看不見江小姐悲歡離合的一生究竟是如何開始便又如何結束的。

向來看慣了帶著匪里匪氣的姜文演電影，突然有一部片子一下子文藝了起來，心里貌似是有點不太適應的，以至于盡管他文縐縐的帶著金絲框眼鏡，表現的極盡的儒雅，風流盡顯倜儻卻是沒有的，擱在這幾年，大約要是渣男的代表了，一點也不招人喜歡的。不過好在他亦是不需要討人喜歡的的——他自有人喜歡。那些女人們，為他心甘情愿意亂情迷的女人們。

我又在想十三歲的孩子能做些什么呢？擱在現在怕是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什么也做不了了。但是又要有老一輩的人會說了，擱以前啊十三的姑娘都能嫁人了。于是笑一聲，十三歲的姑娘嫁為人婦，這性啟蒙不能說不早。但是不消說封建時代，從現在往前倒推個八十年、七十年，十三歲也是足夠一個人人格性格的形成了。

三四十年代的北平，親眼見到過的人越來越少了，但也不是想象不到的：無非就是狹窄交錯的青灰色弄堂里安放著青灰色的四合院，以及那奔跑的孩子手里的一串鮮紅的糖葫蘆作為調色。天氣清清冷冷的，樹木光光禿禿的，穿西裝的，穿旗袍的，穿馬大褂的，穿軍裝的，富貴的，貧窮的，倒也算得上是濟濟一堂了。

于是那個十三歲的穿舊棉布格子旗袍的姑娘便在這樣青灰色的極其寡淡的青春里，與陌生的穿西裝的作家撞了個滿懷，也與以后的人生撞了個頭破血流。

他帶著眼鏡的面龐微笑著，淡淡地，禮貌地，于是那低頭的，嬌羞的，在風中狂奔的，小鹿亂撞的心的人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十三年寡淡的枯燥的生活里，突然就闖進來了一抹不一樣的顏色，那是另一種人生，除夕夜里一手攥著糖葫蘆一手攥著醬油在弄堂里在鞭炮聲里奔跑的小姑娘，仿佛突然就長大了，有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和追求。

只是那一抹情竇初開的情愫還來不及更徹底的膨脹蔓延，別離便已經啟程了。

最是喜歡拜倫那一句：“若我會遇到你，事隔經年，我將如何與你招呼。以眼淚，以沉默?！贝蠖嗟木脛e重逢大致便是如此，激動抱以眼淚，無言抱以沉默。只是還有另一種，我們不大常見，那就是抱以陌生，最熟悉的陌生，最無盡的陌生，最一眼望不到頭的陌生。

時隔六年，昔日里的鄰家小姑娘長成了青春洋溢優(yōu)秀開朗的大姑娘，人潮流離中再次相見，不是眼淚，不是沉默，而是陌生，一個男人對喜歡他的姑娘的陌生。

他沒能認出她來，她卻因為交集越陷越深，不顧一切。他愛她的青春愛她的面容，卻不愛她的靈魂。隨隨便便地開始，也合該是隨隨便便地結束。分別的時候他敷衍地一句我會去找你，她天真地以為那便是信誓旦旦，卻想不起來情場浪子的心從來都是不安分的。

陌生的相見，再陌生的分離，她念念不忘把一段匪夷所思的一夜情當成是白璧無瑕的白玫瑰，他卻早已將其拋之腦外自由自在。

而又時隔八年，昔日里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變成了妖艷美麗的交際花，紙醉金迷中再次相見，彼此握著手微笑著寒暄，誅的不是過往的歲月，而是會痛的心。

他云淡風輕地問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她的笑容漸漸凝固在嘴角，一夜春宵那一疊錢將她的自尊卑微到腳下。院子里，老管家白發(fā)蒼蒼了，他向多年前一樣向她問好。早啊，小姐。

還能說些什么。其實什么也不必說了。愛是一個人的事，而愛情是兩個人的事。我愛你，是我一個人的事，與你無關。只是愛了一生，終究還是沒能忍住讓你知道。

想從前我們分手的時候，你總說會來找我，最后卻一次都沒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