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作為政治犯被關押期間所寫的幾部小說之一。該歷史小說以北京宣武區(qū)的法源寺為故事背景，描述了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大刀王五、李十力等一批中國志士為中國的振興所做出的努力和活動。
該書不是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有各種秘聞；也不為表現(xiàn)現(xiàn)代小說的技法。該書的特色是大段、大段的歷史人物的思想辯論：包括康有為和余法師之間、譚嗣同和梁啟超之間、譚嗣同和大刀王五之間，譚嗣同和日本使館人員之間、康有為和李十力之間，等等。
辯論的內容涉及大量重要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強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世濟民等。
閱讀該書，一大收獲是：歷史事件一定要放在歷史背景中去思考，才有意義。
比如說譚嗣同的選擇。變法是流血最少的改革方法，雖然成功的概率非常低，但既然光緒帝都愿意賭上自己的前途命運，士為何不能賭一把。只是他們賭輸了，但是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走改良道路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并不傻，反而是當時中國最有文化，最有見識的人。道路是試出來的，做試驗的人要犧牲。我們看歷史書，是從事后的角度去看，也就是從未來的角度去評判當時的人物和事件，這種評判是不公正的。因為事前很多事情都是不可知的。就算只有萬分之一的概率，只要選擇是好的，也愿意一試，這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仁大勇，怎能不讓人欽佩。
改良派失敗的終點，就是革命派成功的起點。而正確道路是用命試出來的，不是分析得到的：
我們中國政體是個最缺少變法彈性的政體，中國的政治有一個底色，那就是當政集團，當政的不止是個人而是集團。集團中任何一兩個人的覺悟，如果只是個人，都沒有用，這個個人甚至是集團的頭子也不行，除非整個集團變色，但整個集團變色談何容易？既得利益與保守觀念早就封殺了種種可能。 反正，總歸一句話：中國是一個最難變法的民族，能在中國搞變法，縱是大英雄豪杰也沒有辦法。
因此，雖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選擇不同，革命派最終勝利了，但是他們同樣偉大。歷史沒有簡單的對錯可言。
康有為晚年一直堅持君主立憲，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經不現(xiàn)實，但是其思考的問題是存在的，即革命打破了幾千年國人的精神支柱，卻無法提供新的穩(wěn)定的精神支柱。辛亥革命之后的軍閥混戰(zhàn)、襠國專制證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而且現(xiàn)在這個問題依然有影響力。
閱讀該書，一大反思是：佛學的道德要求對現(xiàn)實到底有多大的意義。我相信，大部分看過《北京法源寺》的人都會欽佩譚嗣同闡述的華嚴“回向”的境界：
佛門精神是先把自己變成虛妄，虛妄過后，一無可戀、一無可惜，然后再回過頭來，把妄成真，這才是正解。從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從“看破紅塵”以后，再回到紅塵，這時候，這種境界的人，真所謂目中有身、心中無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進退疾徐，從容無比，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薩。
但這種道德目標其實是一種錯誤。如果說不犯法的道德水平是60分，儒家的修齊治平就是90分，道家的功成身退是95分，佛學的舍生取義就是100分。那我認為，70分的道德水平才是合理的追求目標。
因為社會是由蕓蕓眾生組成的，一個超高道德水平的圣賢或者英雄，根本帶不動世俗的百姓。
譚嗣同菜市口行刑時的心理想法，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他被擁簇著走到法場正中，滿地泥濘，太陽卻是高照著，放眼望去，四邊人山人海，卻是鴉雀無聲。“這就是祖國、這就是群眾?！彼睦锵胫?，“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時代，他們在看我們流血。我們成功，他們會鼓掌參與；我們失敗，他們會袖手旁觀。我們來救他們，他們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睜睜看著我們亦無以自救。在他們眼中，我們是失敗者。但是，他們不知道失敗者其實也滿痛快，因為失敗的終點，也就是另一場勝利的起點。這些可憐的同胞啊，他們不知道，他們永遠不會知道?！?/blockquote>而且個別的圣賢道德水平越高，百姓的依賴就越嚴重，百姓的道德水平就越低。這就好比，有一個村出了一個億萬富豪，他經常無償給村子里的人錢財，以至于這個村的人，從勤勞的農民變成了吃喝嫖賭、游手好閑的人。
這是幾千年來，國人素質并不太高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越窮的地方，當地的人越依賴別人，素質也越低。
改變這一現(xiàn)狀的方法是，把百姓的道德水平目標設定為70分（基本的人道主義、遵守契約、互幫互助）。通過制度、法律和教育保障人們的道德水平從犯法到不犯法，從不犯法到達到70分。
要求不能太高，如果大部分人一輩子都達不到，再高的標準也沒有意義。70分以上的行為，完全由人們自愿去做，不能強迫。
把道德目標設定為70分，那么有志于成為圣賢的人可以自愿做到90分以上。但圣賢要做的重點已經不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設計一種制度和法律，推動執(zhí)行，普及教育去讓老百姓的道德水平達到70分。如果一個道德水平只有70分的人可以做到這一點，那么他的價值將大于圣賢。
其實這就是現(xiàn)代社會走過的路，現(xiàn)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是倫理學教授，其《國富論》對人的道德水平要求就不是很高。
但是對人的道德水平要求不高，不代表這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就低。要求70分，但社會水平可以是80分。自古以來，中國的道德水平要求都很高，但是社會水平卻可能很低。
閱讀該書，一大啟發(fā)是：完成一個項目，項目負責人可以不是專家，但不能不懂管理或完全不了解相關領域知識。
項目負責人懂管理，又是專家，而且愿意學習是最理想情況，但這比較少見。常見的優(yōu)秀項目負責人是懂管理，雖然不是專家，但有相關領域知識，算半桶水，同時愿意學習。
失敗的項目負責人要么不懂管理，要么完全不具備相關領域知識。如果把治理國家作為一個項目，那么光緒帝是一個不懂管理，不是專家，但愿意學習的項目負責人；慈禧是一個懂管理（或者說善于用人維護自身利益），但不是專家，也不愿意學習的項目負責人。光緒帝敗給了慈禧，慈禧輸給了時代。他們都是失敗的項目負責人。
從公司層面來說，如果一個公司的領導，完全不具備相關領域知識，也不重視學習，想要改革，讓公司實現(xiàn)高速增長，這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這個領導會用人、管人，下面的人沒有決策權，被公司領導牽著鼻子往錯誤的方向走，也無濟于事，最終還是失敗。如果這個領導還不懂管理，或者公司已經無人可用，那么就更糟糕了。就算這個公司底子再厚，也難免如泰坦尼克號一樣沉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