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一個人物，窺視他的時代，還能打破我們對人物關系的標簽化理解。

胡適留學的時候，曾經和一名美國女孩韋蓮司談過戀愛。但是回國后，他還是聽從母親的安排，娶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老婆江冬秀。這一生，他雖然偶有緋聞，但總能自證清白。在當時的風氣下，這算是難能可貴的。所以，1962年胡適去世的時候，蔣介石送了一副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p>

看看“舊道德”“舊倫理”的字樣，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胡適的婚姻生活沒有幸?？裳浴Ｒ粋€大教授和他的文盲老婆，能有什么情感溝通和共同語言呢？

但這是旁觀者標簽化的判斷。讀到胡適的白話文詩集《嘗試集》才知道真實情況要復雜很多。民國九年，胡適夫婦生病碰巧在同一天，胡適寫了一首詩《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

他干涉我病里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
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胡適：《嘗試集》

看罷這首詩，我們又難免留下一個印象：原來，大教授和不識字的老婆也有他們的閨房之樂。

但這又想簡單了。后來看到胡適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其中有一段話“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固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不該相愛的兩個人偏偏關系處得還不錯，是因為胡適希望母親高興。居中人的關系就是如此復雜。

再舉一個例子，末代皇帝溥儀。自從1924年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之后，溥儀和他身邊的人一直希望他能夠復辟，再當上皇帝。那么溥儀當時的身邊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想來無非就是兩種人：一種是他的奴才，積威之下不敢反抗；還有一種就是頑固守舊的前清遺老了。哪有這么簡單，請看溥儀自己的回憶錄：

除了復辟的共同目標之外，每個人都還有他自己的一個算盤。主張還原的是為了什么呢？這是因為只有這樣“王公”“大臣”“帝師”“翰林”等等的名利攸關的標簽才有地方可貼。這就是說，紹英還可以掌握那把關系著他的“社會地位”的“總管內務府的印鑰”，榮源還可以繼續(xù)著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的生涯，“醇親王”可以照舊支取每年42480兩銀子折合的歲俸。

羅振玉主張我到日本，有位當過前清駐歐洲公館的黃誥，主張我到歐洲……因為只有如此，他們才能利用自己的優(yōu)越條件，達到壟斷居奇的目的，至于他們所熟悉的國家能否支持我的復辟，問題倒在其次了。

那些下面的嘍啰，不斷地遞折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了一個“秦為陳善后大計”的折子，說來說去離不了用法律和法學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師。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

對溥儀的這場爭奪戰(zhàn)，不僅發(fā)生在他的近臣之間，也發(fā)生在列強內部。溥儀從紫禁城搬出來以后，逃往日本公使館。沒想到日本使館的文武官之間也是矛盾重重。日本守備隊司令官竹本大佐沒有和日本公使商量，就決定用自己的住處接待溥儀，“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貴客奪走”。

看破不說破的溥儀，給我們留下了《我的前半生》這本書，留下了看中國現代史的一個獨特的觀察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