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昉：清廉自守，愛民如子
天監(jiān)二年（503 年），任昉出任義興太守。他為官清廉，所得公田俸祿八百余石，只按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其余全部免除，自己的妻兒老小只吃麥飯充饑。任昉的朋友彭城人到溉、到洽兄弟，常與他在山林水澤間交游。等到任昉任滿登船離任時，船上只有絹七匹、米五石。到達京城后，他連一件像樣的換洗衣物都沒有，鎮(zhèn)軍將軍沈約只得派人送去裙衫迎接。
后任昉轉(zhuǎn)任寧朔將軍、新安太守。他一生不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連自己的住宅都沒有。當時有人譏笑他常向人借貸，可他借來的財物，轉(zhuǎn)手就全部分給了親戚朋友。任昉最終在任上去世，身邊只剩下二十石桃花米，竟無錢置辦喪事入殮。他臨終留下遺言：不許將新安郡的任何一件公物帶回京都，用雜木做棺材，穿著洗過的舊衣入殮。
他為官清廉、生活清貧，卻愛民如子、施予大度。任義興太守時，遇到年成歉收、百姓流離失所，他便用自己的俸米和豆子煮成粥，救活了三千多人。當時有人生了孩子不撫養(yǎng)，任昉嚴令這種行為的罪行等同于殺人；同時為孕婦供給生活費用，得到救濟的有上千戶人家。
任新安太守時，郡中八十歲以上的百姓，他都會派戶曹屬官前去問候冷暖起居。他曾想舉辦一次佛齋，需征調(diào)兩石楓香，剛收了三斗，便下令永久停止這項征調(diào)，說：“取與予都由我自己決定，但我不想把這種事留給后人去做?！?郡中有蜜嶺和楊梅，以前的太守都要派人采摘，任昉因為采摘過程危險、常有傷亡，便立即下令停止。官吏百姓都認為這是百余年未有之事。
他去世時，全郡百姓深感痛惜，自發(fā)在城南為他建立祠堂，每年按時節(jié)祭祀。任昉生前熱愛讀書，無書不窺，家雖貧卻聚書上萬卷；政事雖忙，仍撰有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二、周舍：身居權(quán)要，儉素如布衣
周舍年少時就非常聰穎，他的父親臨終告誡他：“你不愁不富貴，但要堅守道德?！?他長期在朝任職，參預(yù)機密，在梁武帝身邊二十余年不離左右，位高權(quán)重、尊官厚祿，然而 “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床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舍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鄣，壞亦不營”。
他不慣于高樓大廈、華堂錦屋，只求有一處容身之所，房里許多地方常年無人走動，以致積滿塵埃。周舍去世后，梁武帝下詔褒揚他：“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nèi)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
三、財富去向：俸祿微薄，散財濟眾
或許有人會問：他們俸祿應(yīng)該不低，為何過得如此清貧？財富都到哪里去了？其實，當時大多數(shù)官員的俸祿并不高，而所得俸祿往往又散給了需要接濟的親戚朋友。比如，王瞻出任南齊晉陵太守，史載“瞻潔己為政，妻子不免饑寒”；康絢任梁員外散騎常侍、領(lǐng)長水校尉，在殿省當值，“每寒月見省官繿縷，輒遺以襦衣”，可見當時為官者確實普遍清貧。
梁武帝時的中書令徐勉，官職顯赫，史載“勉雖居顯位，不營產(chǎn)業(yè)，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
四、徐勉：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如今人們總想給子孫攢錢買房買車，為后人鋪好每一條路，而古人的想法和做法卻截然不同。有門人故舊向徐勉進言，勸他置辦家業(yè)，徐勉卻回答：“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p>
清白傳家，這是對子孫后代最珍貴的饋贈。培養(yǎng)子孫的品德、才學與識度，令其自強自立，便不擔憂其不能立身；反之，子孫無才無德，即便金玉滿堂也終究守不住。
他在寫給兒子徐崧的信中提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chǎn)業(yè)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jīng)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范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jīng)?！斍蟠搜?，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chuàng)辟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
他說自己家世代清廉，清貧是處世恒常本色，這是家風傳承。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祿，并非全憑才學所得，更是受先人風范影響以及福氣吉慶蔭庇所致。古人教誨“以清白留給子孫，不是很豐厚嗎？”“留給子孫黃金滿筐，不如留下經(jīng)書一部”，他正是遵循這些教誨行事。所以顯貴三十年來，門人故舊勸他擴家產(chǎn)、聚財富的種種門路，他都一概拒絕。不僅是效法古人不與民爭利，也是為了避免紛爭。
他又說：“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生命短暫，人們自然會追求享受，高門甲第無不是為了生前享受。適當?shù)南硎軣o可厚非，但過度追求享受則是毫無意義的浪費 —— 不僅是財富的浪費，更是精力的浪費。原本節(jié)約下來的財富與精力，可以用來做更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但有些人的追求僅止于此，將奢侈的物質(zhì)享受視為人生的全部意義，以聚斂為志，以享受為樂，以奢侈為榮。生前無補于事、無益于世，死后不過浮塵草芥、身名俱滅。
五、江革：兩袖清風，石壓歸船
梁代的江革，從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升任都官尚書。將要回京時，他不接受任何饋贈。按照舊例，離任時部下會照例為他訂好船只，江革也一概推辭，只乘坐朝廷配給的一條小船。這條船船艙偏斜，無法安睡。有人建議渡江時搬移重物壓艙以保持平衡，江革身無重物，便在西陵岸上搬了十多片石頭壓艙。
他就是如此清貧。武陵王蕭紀出鎮(zhèn)江州時，感嘆道：“我得到了江革的文才，又得到了江革的清貧，怎么能有一天忘記他呢？應(yīng)當與他同甘共飽。” 于是上表請求讓江革隨行。江革 “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他清貧一生，死后只留下文集二十卷。
六、三不朽：中國士人的終極價值追求
南朝還有許多這樣的人、這樣的事跡。當官竟能如此清貧，將俸祿全部賑濟親戚故舊與貧苦百姓，不占有、不聚斂財富，始終保持平民本色。這些人為什么要這樣做？他們的價值觀究竟是怎樣的？
可以從《梁書?馮道根傳》找到一些線索：南齊末年，馮道根因母親去世回到家中。他聽說梁武帝蕭衍起兵，便對親近的人說：“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后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意思是戰(zhàn)事期間可以暫廢喪禮，古人不避此事，通過功業(yè)揚名后世，難道不也是一種孝嗎？時機不可錯過，我這就去干一番事業(yè)。于是他率領(lǐng)家鄉(xiāng)子弟中能夠勝任作戰(zhàn)的人，全部歸附了蕭衍，后來官至梁朝散騎常侍、左軍將軍。
可見那時做官，建功立業(yè)備受推崇，因為能使自己和家庭揚名、光耀門楣，甚至被視為一種孝道。而江淹在獄中上書時提到的君子之行：“其上則隱于簾肆之間，臥于巖石之下；次則結(jié)綬金馬之庭，高議云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系單于之頸：俱啟丹冊，并圖青史”，這其實就是中國古代 “三不朽” 價值觀的體現(xiàn)。
“三不朽” 說最早見于《左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認為，自己家族從虞舜時代起，歷經(jīng)夏、商、周三代，一直世襲貴族，到晉國時成為范氏，主持中原諸侯盟會，這種世代顯赫、香火不絕就是不朽。叔孫豹卻明確指出，這只是“世祿”（世代享受俸祿），并非真正的不朽。他以魯國先大夫臧文仲為例，說臧文仲雖然去世了，但他的言論卻流傳后世，這才是不朽。接著他提出了中國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 “三不朽” 標準：最高層次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他強調(diào)，這三者 “雖久不廢”，即使時間過去很久也不會被廢棄，這才是真正的不朽。而那些僅僅保有姓氏、守護宗廟、世代祭祀不絕的情況，每個國家都有，只是俸祿豐厚而已，不能稱為不朽。
后來，唐代經(jīng)學家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三不朽” 作了最權(quán)威的解釋：立德，“謂創(chuàng)制垂法，博施濟眾”，即創(chuàng)立制度、樹立典范，廣泛施惠于民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即拯救危難、消除禍患，對當時社會有重大貢獻；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即言論切中要害、道理充分，能夠流傳后世?！叭恍唷?說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衡量人生價值的最高標準之一，深刻影響了后世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明代張瀚在其所著《松窗夢語》中提到：
夫士人惟出處兩途，出則犖犖，處則冥冥，求志達道，無二義也。古稱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豈非出則樹績旗常，處則闡明圣學，而均之一稟于道德耶？士非此三者，無以托于世而列于士君子之林矣。兼之者，其命世之豪杰乎！道德不足，則功業(yè)、文章亦足表見。若夫希世取容，求為富貴利達而已，又何足比其數(shù)也。
他認為建功立業(yè)與著書立說、闡發(fā)學問都以道德為根本，從而將三者統(tǒng)一起來。士人如果沒有這三者中的成就，就無法在社會上立足，更無法列入君子之列。三者兼?zhèn)?，可謂名冠當世的大豪杰。如果德行有所不足，還有功業(yè)和文章足以讓人顯名。至于那些迎合世俗、求取寵幸，只為追求富貴顯達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與前面這些人相提并論。
正如孔子所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人的道德情操與精神追求，永遠高于物質(zhì)生活。又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真正的君子不會因任何境遇而改變自己的信仰與追求。
七、時代背景：儒佛融合的思想影響
南朝許多士人當官不營家產(chǎn)，不追求豪奢，始終保持平民本色。他們?yōu)楣賵允匦叛鲈瓌t，維護社會正義，施仁政、行教化，不求聞達，寵辱不驚，甚至急流勇退、知足而止。在世時著書立說，死后家徒四壁，唯有著作流傳于世，真正踐行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觀與精神信仰。
此外，當時佛教的興盛也對士人的價值觀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儒佛二教開始融合，士人信儒兼信佛者比比皆是。比如裴子野世習儒史，晚年卻篤信佛教，持守教戒，終身飯麥食蔬；徐勉“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在誡子書中稱 “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江革精信因果，乞受菩薩戒。
八、古今之辨：當代價值觀的反思
時過境遷，當代人的追求顯然與古人不同。瑞澤爾在《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中提到：“在美國，成功，尤其是經(jīng)濟成功，非常受重視”“新規(guī)范是：在個人生涯上應(yīng)該盡快、盡早地獲得成功”。這在當今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
馬克思認為：“我們的需求和享受是由社會產(chǎn)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zhì)，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zhì)。” 人們價值觀的這種變化，顯然源于社會制度和時代的變遷。
在當代社會，經(jīng)濟上的不成功，會使人受到比古代社會更多的限制，生活的自由度相對更低。正如馬克思所言：“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zhì)與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因為這種物質(zhì)生活已不是個體所能獨自生產(chǎn)的，而是整個社會分工與大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物質(zhì)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意味著無法深度參與社會、個體社會關(guān)系受限，也就意味著人的本質(zhì)的不自由。
但一味追求經(jīng)濟成功，又往往使人喪失原則與信仰，不顧道德底線，異化為物，淪為金錢的奴隸。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原文“卡斯貝斯” 為譯名誤差）指出，代表現(xiàn)代世界的精神態(tài)度是實證主義，它的特征是 “不想沉思意義，而是要求靈活的行動”“狂熱地崇拜名人的成就、財富與能力”?，F(xiàn)代世界如同一架機器，人被貶低到物的水平，失去了人性的實質(zhì)，“他們無論怎樣勤奮工作或過度工作，仍無法獲得真正成功的感覺”。
雅斯貝爾斯對成功做了精辟的批判性論述：“關(guān)于何為真正的成功，即有疑問。世俗的成功十分顯然，它或者是受到公眾贊揚的程度，或者是所發(fā)表的言論有明顯的效果和正確性，或者是特權(quán)地位的獲得，或者是發(fā)財。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要追求，是為了發(fā)展他的生活的種種條件。但是，成功要成為一種真正的成功，就應(yīng)該是這樣的：對發(fā)展了的生活條件的支配要成為服務(wù)真正的個體自我的手段，要有利于那通過所有使人真正成為人的事物才實現(xiàn)的生活發(fā)展?！?他認為，真正的成功應(yīng)當服務(wù)于個體真實的自我實現(xiàn)，以及人類有尊嚴、符合人性的生活發(fā)展；應(yīng)當由人來支配生活條件，而不是被生活條件所支配，喪失人性、異化為物。
九、結(jié)語：何為真正的成功
對于個體而言，我們既要為自身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發(fā)展？是不是真正的個體自我的發(fā)展、真正的人的解放？為了所謂的發(fā)展，我們究竟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種代價值不值、有沒有意義？
古人對此做出了很好的思考、抉擇與回答。他們以崇高的道德信仰自律，將全部才智精力傾注于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業(yè)。我們當然不提倡像古人那樣過近乎苛刻的清貧生活，但應(yīng)當學習他們的精神追求：通過刻苦學習提升才學識見，通過施展才華服務(wù)國家社會，通過德行與著述影響他人。堅守信仰與操守，保持個性與本色，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
